7. 王茂荫货币思想的歧见

由于王茂荫在咸丰年间币制改革中的影响，也由于他是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因此他的货币思想引起人们的注意。早在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谭彼岸等即撰文论述《资本论》中的王茂荫问题，解放后涉及他的货币思想方面的论著、论文尤其不少。关于王茂荫货币思想的歧见，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1) 关于王茂荫货币改革主张的出发点。对这一问题有三种不尽相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王茂荫的发钞理论，旨在防止钞币的滥发和贬值，维持金融与商业的正常活动，他非常重视商人，特别是金融机构（钱店） 在调节货币流通中的作用，主张“与商人以可运之方，能运之利”，这些都有利于商品经济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据此可以说王茂荫货币改革主张的实质是从商人利益出发。
另一种观点认为，发行纸币有两种可能的出发点，一种是从财政需要出发，滥发纸币掠夺人民，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一种是从经济需要出发，以发行纸币来改善货币流通的情况，便利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王茂荫是企图将两种出发点结合起来，以“利国而不累民”作为货币改革的出发点。在两种出发点中，他实际上重视的是“无累于民”。由于这两种出发点互相排斥，事实上不可兼行，因此王茂荫的又要制止发生通货膨胀，又要解清政府财政燃眉之急的主观愿望，就不能不是空想。其结果也只能是使封建朝廷和民间双方不满。
还一种观点认为，王茂荫在货币问题上所发表的议论，是从缓和当时清政府的财政危机出发，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服务的，但却包含某些维护人民利益，顺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因素。
(2) 关于王茂荫第一次行钞方案有无兑现之意王茂荫关于行钞，前后有《条议钞法折》、《再议钞法折》两个方案，关于第二个方案的兑现问题，没有分歧。关于第一次行钞方案即《条议钞法折》中的兑现问题，有两。种稍有区别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在第一个方案中，王茂荫虽然表面上规定钞币可以向银号兑取现银，但由于这个方案没有规定纸币的发行主体即国家负兑现责任，所以这种纸币实质上不是兑现纸币，不由国家本身面由银号承担兑现责任，这对国家发行纸币的数量不起任何约束作用。因而第一种方案实质上不可能保证纸币兑现。就是说，在第一次行钞计划中，兑现只是一句空话。
另一种观点认为，王茂荫关于纸币流通的基本主张是纸币的发行数量要有限制，而且要兑现。两次行钞方案的兑现方法不同，但不管由谁来承担兑现的责任，基本倾向都是纸币要兑现。虽然在国家没有把大量白银作为准备金存放在银号的条件下，由银号兑现的方式事实上不可行，但却不能由此否认王茂荫主观上有兑现之意。银号得钞，可作解办钱粮之用，国家也并非对银号兑现完全不负责任，就第一次行钞计划本身来说，也并非完全不包含兑现的可能性。
(3) 关于王茂荫兑现准备金无须十足的原因分析的评价。王茂荫《再议钞法折》中所提及的用以兑现的现银、现钱，已多少具有准备金的意义，虽然他并未有“准备金”这一概念。他认识到兑现准备金无须十足，并对原因有所论述。关于王茂荫兑现准备金无须十足原因分析的评价，有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王茂荫认为兑现准备金无须十足，并对此作了明确的理论上的阐述，其分析说明在某种程度上已认识到了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本身的特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王茂荫对兑现准备金无须十足的原因有所分析，但还是比较肤浅的，是从人们的心理上找原因。在分析一部分纸币不来兑现的原因时。他说： “有钱可取，人即不争取”，“有钱可取，人亦安心候取”，“不争取”、“安心候取”，都是人们的心理活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理活动呢？ 因为纸币有兑现的保证，纸币持有者感到放心。这种分析是游离于商品流通过程之外的。
(4)关于王茂荫反对铸大钱观点的评价。王茂荫于咸丰三年 (1853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上《论行大钱折》，次年正月十二日上《再论加铸大钱折》，对铸大钱表示忧虑和异议。他反对铸大钱的理论依据，一般认为来源于《论行大钱折》中如下几句： “论者谓折当太重，谓其嫌于虚耳。大钱虽虚，视钞票则较实，岂钞可行，而大钱转不行？ 不知钞法以实运虚，虽虚可实，大钱以虚作实，似实而虚。”对王茂荫这一理论依据的评价，有两种基本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王茂荫的这个分析，大体上正确地看到并说明了纸币和大钱之间的区别。在清朝当时的货币制度下，银 （两） 和 （制）钱并用，而无主、辅币之分。因此，大钱本身就是货币，只能以它本身的实际价值为基础流通。如果大钱的表面价值超过了它的币材的价值，那就是“以虚作实”，“似实而虚”，在流通中，它必将回落到它的实际含铜量所体现的价值。
另一种观点认为，王茂荫对纸币和大钱流通作了一定的理论概括，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不了解减值的大钱和纸币一样，都是价值符号，都不是按照它本身的实际价值流通，而是服从于价值符号流通的内在价值规律。如果大钱的折当不大，发行量不多，不超过流通的需要，也可能按高于其实际价值的名义价值流通。王茂荫不懂得价值符号的流通规律，因而得出纸币可以通过控制发行量和兑现来维持一定时期的稳定，而大钱则完全无能为力的结论，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
(5)关于一定条件下国家权力能否保证价值符号按其名义价值流通。对这一问题有两种分歧意见：
一种观点持否定态度。认为国家的权力仅仅在于它可以把印有任意的铸币名称的任意数量的纸币投入流通，而这些价值符号或纸币一旦进入流通，则国家权力便不能再起一点作用。如果国家投入流通中的纸币量超过了流通中所需要的纸币所代表的金属货币量，而在短暂的时期出现似乎是价值符号按它的名义价值正常流通的情况，那只是说明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所造成的恶果还没有明显地暴露出来，决不能看作是国家权力“确能保证”这样数量的价值符号可以“按它的各义价值正常流通。”
另一种观点持肯定态度；理由是：甲、王茂荫认为只有兑现纸币能够正常流通，而且还要“以数实辅一虚”。事实上在一定条件下，国家权力可以保证不兑现纸币正常流通：乙、在纸币发行量符合流通需要的前提下，仍需要国家权力来保证。一般钱铺、商店或个人不能发行不兑换纸币，而国家却能，这便是国家政权力量的保证作用；丙、宋以来许多货币思想家都强调注意纸币的回收是保证纸币正常流通的必要条件，以赋税回收货币的超经济的办法是回收办法之一。征收赋税是国家权力的体现，如果这一政策执行得好，既可以保持纸币回笼渠道的畅通，有效地调节纸币发行数量，又可以增强人民对纸币的信任，从而保证纸币的正常流通。这也说明在一定条件下，国家权力确能保证价值符号按它的名义价值流通。
(6) 关于王茂荫货币理论的历史地位。王茂荫的经济思想尤其他的货币理论包含一定的进步因素，没有争议。问题是对这个进步因素的估价问题，大体也可以说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王茂荫对货币问题的某些分析是十分中肯的，他对于纸币和金属货币之间的关系及纸币流通规律的某些认识，在十九世纪中叶，我国还基本不了解西方国家货币制度和货币学说的情况下，是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度。
另一种观点认为，王茂荫货币理论没有达到西方货币学说传入中国以前中国货币理论的“最高限度”。在中国历史上还有许多王茂荫的先行者，他们之中某些货币理论早已超出了王茂荫的货币理论。对于纸币和金属货币关系以及纸币流通规律的认识，王茂荫不过是复述了前人的理论； 关于兑现准备金无需十足的理论，宋代周行己的认识比王茂荫还更深刻； 至于铸造减值钱币或不足值大钱会引起物价上涨，则更是很早就已形成的观念。在中国货币理论史的长河里，称得上王茂荫提供的新理论的主要有二： 一是他对大钱的必然失败作了富于哲理性的论述，但其中包含的实质性思想则古已有之； 二是他提出纸币流通要“以数实辅一虚”，说明他对纸币的发行作了更严格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