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艺创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吉林省的农村业余文艺作者，继承解放战争时期的传统，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创作了一批演唱、小型戏剧和曲艺、小故事、黑板报稿、幻灯宣传解说词等形式的作品，歌颂共产党、毛主席、赞颂新中国，表现农村中的英雄模范人物，宣传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当时较流行的作品有：民歌小调《破除迷信》、《打破封建唱起来》、《保卫胜利果实》、《打倒美帝小唱》、《互助合作一条心》、《互助歌》（朝鲜族）、《农村四季》（朝鲜族）等；二人转有《八出戏》(结合当地中心工作，一出戏唱一个先进人物或一件先进事迹)、《胡小玉劝夫参军》、《小两口比赛》、《双喜临门》、《志愿军》、《玉兰和大栓》、《血债要用血来还》、《灯下戏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送郎参军》、《参军光荣》、《剃了胡子出担架》、《护林防火》、《备耕快板》、《双回头》等，还有一批音乐、美术作品等。在1950年全省文艺竞赛的当选作品中，就有40余件是出自业余作者之手。1952年7月，省文联召开创作会议。莅会的220多名业余作者，来自农村的业余作者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会议号召“开展工农文艺创作运动，为完成全省经济建设服务”。同年12月，省文教厅文化处和省文联、省音乐家协会联合召开音乐工作会议，推广吉林省创作的歌颂劳动模范、歌颂人民英雄的好歌曲，开展全省群众性音乐运动。这两次会议，推动着全省业余文艺创作迅速的向前发展。这一时期，仅榆树县正义村的群众业余创作小组就积累创作作品1 500多件，包括快板、相声、小演唱、评剧、诗歌、通讯报道等等，其中较好的作品有《人社是正道》、《老饲养员刘国生》、《不走弯弯道》等。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文化馆团结广大业余作者，创作出《七一颂》、《模范青年》和一些剧本，在县报上发表或由业余剧团上演，并创作出20多首歌曲，向全县推广，其中《姑娘心上只有一个》曾参加省及全国的文艺会演，并获得好评。汪清县西崴子俱乐部的朝鲜族业余文艺骨干创作了舞剧《花鞋》及30多个舞蹈节目，其中《顶水姑娘》、《民族团结紧》等10多个节目参加省、州、县文艺会演，均获创作奖。《顶水姑娘》在全国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中获得好评，并被拍成纪录影片在全国放映。
1958—1962年，受“大跃进”的影响，对群众性文艺创作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如业余创作放卫星、“人人创作”等口号。据吉林省文化局1958年底统计，全省建立起的业余文艺创作组11000多个，各种文化组织编印诗画等作品300万件，还命名了一些“诗乡”、“农民诗人”、“千首诗人”等。新民歌的创作是这一时期群众性文艺创作的主要部分，虽然也产生了一些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激情的较好作品，但绝大多数是标语口号式的，因此未能得以流传。
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展开，从1963年下半年起，全省业余文艺创作的重点是编写“三史”，创作以表现阶级斗争为主题的文艺作品和演唱材料。当时，仅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7个县（市）和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就编写“三史”845部。据全省8个市、38个县的不完全统计，共编“三史”3 492部，以“三史”为素材创作的演唱材料1 360余种。《乌兰图嘎屯史》、《望杏村村史》等被国家和省内一些报刊刊载，由出版社出版。
“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文艺创作受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走向歧途，形式单调，严重歪曲现实生活。一些较好的反映农村的文艺作品，如《绿海雄鹰》等却被打成毒草，遭到批判。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吉林省农村文艺创作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79年2月的全省农村群众业余文艺汇演，展示了农村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舞蹈《葡萄熟了的时候》、《布谷鸟》，好来宝《选劳模》，二人转《洪奎相亲》，小吉剧《选谁合适》，小评戏《送油》等被评为优秀节目。1982年7月，省文化局召开全省业余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一批农村作者被表彰，并授予他们“吉林省业余文艺创作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据这次会议统计，全省有农村业余文艺作者6 000—7 000人，其中在市、地以上报刊发表过作品的作者约有4 000余名。这一时期，文学创作蓬勃发展，农民作者拿起笔来表现自身经历的生活，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功伟绩。据统计，各地涌现的“文学社团”120多个，农村乡镇文艺创作组1 262个，参加活动人数10 168人。和龙县农民作者创作的短篇小说《压不住的心里话》，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中获奖。数以千计的诗歌、散文、故事、小说作品，在县文化馆编印的小报上发表，给广大农村增加了丰美的精神食粮。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文艺创作更为活跃，形式多样，内容多彩，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