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惠王篇】
‘孟子見梁惠王’章
孔子罕言利，特罕言耳，非不言也。蓋利者，害之反也，民生之所不可無者，故乾之‘四德’曰利，書之‘三事’曰利。君子未嘗不欲利，但不專以利為心耳。孟子則直以‘何必曰利’為言，此固對證投劑，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掃除説，斬釘截鐵，斷斷然只説仁義，更不向利上去者也。然戰國之君，習聞衍儀之説，惟求富强之術，其為國也，用人也，只知利之為好，驟聞此語，其必惝然而驚，泠然而笑，其不入耳聽而入心思，明矣。孟子之不遇，固矣。夫‘枉尺直尋’，君子之所不為，而‘納約自牖’，大易之所稱美，則孟子何不以利國莫善於仁義為説，敷衍而開導之，如‘好樂、好勇、好貨、好色’之論，而直為此直截語耶？夫子曰‘智者利仁’，利仁而為仁，仁則一也。雖不如‘仁者安仁’之為第一等極至地位，而齊梁戰國之君，何可以第一等地位責備於咄嗟然諾之間哉？又況孟子之於惠王，乃平生初見也，初筵説話乃如是迂闊。非言之迂闊，聞者迂闊之耳。迂闊之則不合，不合則不用，不用則斯已矣，已之則道何得行，事何由成，君心何以格正，世道何以底定也。苟無害於道，而有益於事，輔其志而行吾道，則君子不必不為也。又況因此而開導，漸知仁義之真味勝於功利之説，富强之實效固在仁義之中，則其心必曰‘曩也不知，今乃大覺。仁義固是好件物事，富强别無新奇他術’云爾，則於是乎，因其心之漸開，視吾言之可入，漸進説以向上道理，則又安知不循次至於‘仁者安仁’之閫域耶？此固未免於用意如此之病，而得罪於孟子多矣。大抵直道而行，不用則已，固是正當道理，捨此而求其次，則有不為諂諛逢迎者，幾希矣。臣雖愚暗，亦非不知此道理之正當，彼道理之回互，而慨聖人之不遇，嘆吾道之難行。强顔以為若使其時如是為説，則其或有庶幾之望耶云爾。伏未知若何？
‘四德’之利，‘三事’之利，與‘何必曰利’之‘利’，字同而旨殊。‘何必曰利’之‘利’，直不過‘利慾’之利。來喻中‘君子未嘗不欲利’云云，尚可屬之‘四德、三事’之利，而‘不專以利為心’云云，大有不可。若以此利字屬於‘利慾’之‘利’，則奚但不專，即當遏绝。大抵理與慾，其分天淵，其限華夷。九分天理，有一分私慾，則便可謂純然是私慾。來喻所謂‘不專’云者，豈非太歇後耶？似此分限，須自初學時用斬釘截鐵之法，然後推以及於日用事為，其守亦必不苟，莫云一時下語之未能諦審。子之規模氣稟，每多剛毅之不足，發言未免這個欠處，安知做事不然。然則士大夫立朝處事，當磊磊落落，爽然有不可犯之志概，決不若是其依違順便，另念佩弦之戒，克圖矯質之方。至於孟子之初對梁王，其説之不能宛轉，雖甚可恨，而此章以下，亦多有引勢利導、納約自牖處。程子説雖有‘專以利為心則有害’之説，此則汎論利害之理，非謂流以為慾之利。如人心之未至於私欲，故只云‘惟危’也。
‘觳觫’章
以牽牛一案，生出許多層節，無限往復，如山盡復山，複複重重中有一綫蹊路可尋而往。此本然之體，一失此則武陵桃花無處覓真源耳。細想其時，酬酢到‘牛羊何擇焉’一句，宣王其望洋之河伯乎？未論義理，雖以文章言之，儘是天地間至文也。至於‘見牛未見羊’，此千萬意外説，方宣王不自知其心之所以然，而孟子當下劈破，極是爽利。宣王初非欲王也，於此一端不覺喜心油然而發，遂為之問曰‘此心何以合於王’云，於是乎‘齊國其庶幾’及其‘盍反其本’以下，不復聞王語此。其故何也？善端既發，而遏之者何物也？王道非難，而厭之者何事也？宣王之王與不王，孟子之遇與不遇，其時則易，然而畢竟閒説話而止，可勝嘆哉！此果何許膏肓為厥心祟耶？
善端如石火，遏之者，上所謂‘何必曰利’之‘利’也。大抵聖王不作，異端喧豗，童習白紛，汩汩於一利字，雖以孟子之善誘人，其於齊王之擩染已久，何哉？齊王之不王，孟子之不遇，勢固耳。當是時，蘇秦自燕至齊，欲敝齊以重燕也，故廣其苑囿，高其宫室，而宣王已迷惑不返，則孟子之言，將何以收功食效耶？夫子於滕，一言即悟性善道一之妙，經界學校之事，以至行三年之喪，復三代之禮，而無不樂聞而力行，此則文公猶有良心之尚存而然者。如使滕國地方如齊國，公之為王可立而竢，可勝嘆哉，故易曰‘時（之）義大矣哉’。然而極論之，則文公非聖人，故不能挽古耶。
‘仁術’之術字，妙甚。仁固以愛為主，而若不忍其觳觫，遂廢釁鍾，則此徒善而無適於用。惟其釁鍾則不廢，觳觫則不忍，不忍、不廢之間，是乃所謂仁術也。此時宣王之心，去聖人毫髮間耳。其周旋區處之善，使聖人當之，亦無别般他術耶。
聖人亦豈有他術耶？但聖人事事物物，一言一行，都是仁心，恐未必下一術字耳。
集注所謂‘本然之權度’，是心耶？性耶？情之善者耶？理之粹者耶？
性，理也；心，氣也。以心為權，則釋氏本心可謂如印。本然者，出於天理之正；而權度者，如中庸章句所謂‘當然之則’者也。權豈可謂之心也？性與情、與理，尤不襯貼。謂心也，則靈覺不可謂權；謂性也、理也、情也，則來説未免妄發。
‘明堂’章
明堂者，王者之堂也，諸侯之不可居是堂，明矣。宣王之欲毁也，孟子何不告之以尊周之義，直以行‘王〔政〕[1]而王’勸之，何義也？大抵孟子此義理，誠千古不敢知之疑案。大儒如司馬温公亦致疑怪其説，似不為無據。此當何以辨之？謂以天命人心已去，於周室不足與有為云爾，則天道難知，聖人未嘗言命矣；王道苟行，人心不可復歸乎。且周顯王、慎靚王何渠不若齊宣、梁惠耶？均之為不足與有為，則此又何據焉？妄論聖賢出處，固知無關於己分，無補於事為，而如得聞聖人定論，則温公有知，想亦服罪，奚但一時辨説之幸也。
孟子學孔子，而孔子尊周孟子説齊梁以王道者，先儒多有疑之者。然孔子亦嘗歷聘諸侯，亦嘗勸諸侯行純王之道。但孔孟所處之時不同者，有之。孔子之言王道，所以尊周也；孟子之言王道，所以保民也。時既不同，其不違時有如此矣。太王之避獯鬻文王之徂密，各一時耳。
‘魯平公將出’章
聖賢出處，關時運之盛衰，有非人力之所及也。故於孔子也，齊有晏嬰楚有子西；於孟子也，魯有嬖人臧倉者，此固有莫之然而然者，非天而何。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夫既知命、知天矣，然而孔席不暖，孟轍無停，棲棲遑遑，載贄以隨，殆若不知命者，何也？
聖人豈得已而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