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 下九 章】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去聲，下同。辯，敢問何也？’趙注曰：‘公都子孟子弟子。外人，他人論議者也。蓋孟子常辨别邪正，不明不已，故不知者以為性好為此而然，遂稱其好辯也。’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趙注曰：‘欲救正道，懼為邪説所亂，故不得已辯之也。’○竊意：辯則有矣，而非好之而然也。李都梁曰：曰‘不得已’，則有不得不辯，而非好者。‘天下之生’二句，即不得已之故。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去聲。一亂。趙注曰：‘自天下生民以來，迭有治亂，非一世。’
當堯之時，水逆行，汎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音降，下同。水警予[1]。”洚水者，洪水也。集注曰：‘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也。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蔡虚齋曰：‘“下者為巢”，下地卑濕，故架木為巢而居；“上者為營窟”，以其高燥之地，亦不能定居，窟處而已。’李光地曰：‘下者為巢，避龍蛇也；上者免於龍蛇矣，而為營窟者，避鳥獸也。’竊意：數句極見生民□散□亂不聊生之狀。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龍蛇而放之菹。側魚反。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趙注曰：‘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集注曰：‘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汎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李都梁曰：‘險阻既遠，承“掘地注海”意；鳥獸之害人者消，承“驅蛇龍而放菹”意。但上以用功時言，此以成功時言。’竊意：曰‘險阻既遠’，則不止掘地注海而已；曰‘鳥獸之害人者消’，則不止龍蛇放菹而已。
竊意：此一節言凡生民之道，必也不治則亂，而治之然後方治。洚水，天警也，而尚然，況亂由人者，如何可不治而自定乎？○汪武曹曰：‘洪水之災，乃自洪荒以來未能平治者，似由氣化，然自堯以前，人皆無治水之策，亦未嘗不由人事之不修也。’
堯舜既没，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音怪。宫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説暴行去聲，下同。又作，園囿、汙池、沛蒲内反。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趙注曰：‘暴，亂也。’集注曰：‘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宫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没至此，治亂非一，而及紂亂極也。’○大全饒雙峯曰：‘暴行，即上面壞宫室、棄田宅之類也。通上下而言，必有邪説糊塗了個義理，然後暴行得肆。’○竊意：此節‘禽獸至’指百獸馴養、狗馬玩好之屬而言，與上文蛇龍居而鳥獸害人者又别。當衰亂之世，必有荒獸從禽之事，與之同周旋而盡人心，使之食人食而害民生。夫鳥獸之自至而不能禁者，尚謂之亂；況招致豢擾，從心妨民，則亂豈勝道？故以此特言‘大亂’，□云‘驅虎豹犀象’者，即指此等禽獸也。
‘又大亂’對前‘一治’而説。竊意：然則上下兩又字亦當有分。上又字言邪暴之因仍也，下又字言亂極之世復伊也。到此特言‘大亂’者，甚於前世之辭。蓋堯時之亂，只是不能治之之所致也，堯舜以後之亂，更是亂之使亂之所致，固應甚焉；而所以亂之之法，又無以加之於紂，則紂又更甚於前代之暴君矣，故獨稱‘大亂’也。
周公相去聲。武王，誅紂伐奄，平聲。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悦。集注曰：‘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亦皆紂黨虐民者也。’○大全趙氏曰：‘按，奄國在淮夷之北，飛廉善走，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並誅之。’○王觀濤曰：‘“誅紂”至“五十”是除人害，下句是除物害。“天下大悦”，悦其無人物之害。’竊意：物害本由人害而至，故用力在除人害而已，其於物害，則只消遠之便了。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集注曰：‘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趙注曰：‘此周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
竊意：亂之至紂，而無可加之極，聖人不得不有撥亂之功。而治功所以無未盡之缺者，又未必不由於繼紂而治故也。蓋害無不極，則無未祛之害；弊無不生，則無未防之弊。豈不是治道之極則乎？大全輔慶源曰：‘此舉書言文王、武王謀謨之大、功業之光，所以佑助開迪夫後人者，莫非正大之道，周全盡美而無缺壞之失也。蓋正可為也。無缺為難。無缺，謂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凡所以正德、利用、厚生之具，無一之不備；防僞、禁邪、正慝之法，無一之或隳，然後可以為無缺。’竊意：故凡後世之言治法者，莫詳莫備於文武，而為萬世之所承法也。○吕晚村曰：‘孟子約舉古今治亂之概，不是定治亂之數止於此也，只提其最大者而言：唐虞時平成之功，則舉禹;三代時放伐之功，則舉周公;春秋時筆削之功，則舉孔子。故言紂而桀在其中，言武周而湯尹在其中。’竊意：唐虞以前，亦豈無宣力奠民者乎？特至堯舜禹而備盡焉，故稱之。成周以前，亦豈無除暴佑啓者乎？特至文武周公而備盡焉，故稱之。下倣此。其言禹而曰‘使禹治之’，則見非禹之獨治也；言周公而曰‘相武王’，則見非周公之自為也。其尋常措語之際，亦皆有根據如此。
世衰道微，邪説暴行有集注曰：‘有，讀為又，古字通用。’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集注曰：‘此周室東遷之後，天下又亂也。’○李都梁曰：‘道微，則所存者無幾，不止於衰。朱子必以為東遷以後者，蓋周未東遷，賞罰號令猶及於天下，邪説暴行未至猖獗，弑君弑父猶有所憚而不敢為；惟東遷以後，遂不可問，春秋之作所以託始于平王也。’
竊意：有字不必讀作又字，而又字之意自具。有字中固見其重複因仍，無所不至之狀矣。且玩有字，可見邪説所以為説者有在，暴行所以為行者有在。旁考戰國時象有可見者，須見其有可以馴致到弑父與君而不止者。指的在此底境狀，而謂之‘有作’也。下句乃終言之。○李都梁曰：‘惟其世衰，是以道微；惟其世衰道微，是以邪説暴行有作。邪説未必言臣當弑君，子當弑父；暴行亦未必臣皆弑君，子皆弑父。但變亂義理，馴致情性，其弊必至於此。兩“有之”甚活，見竟有之矣。何等嚴冷！’○大全輔慶源曰：‘前乎此者，雖曰世亂，然但壞宫棄田，禽獸繁殖，有以戕民之生而已；至此以後，則遂至倒喪人性，傷壞人倫，將使人盡為禽獸之歸，其禍更慘矣。此一亂又甚於前日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趙注曰：‘孔子懼正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故謂天子之事也。’集注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集注胡氏曰：‘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也。’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讨亂賊，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蒙引曰：‘要看是故二字下兩句，都要粘着“天子之事”一句説。’林次崖曰：‘惟春秋為天子之事，所以知之者以是，罪之者亦以是。知之者以其功也，罪之者以其僭也。’○吕晩村曰：‘聖人作春秋，為天地古今衛道計，而其事實與位違，聖人誠有不得已者焉。非謂能諒此不得已者為知我，不諒此不得已者為罪我也。知我者亦罪我者，罪我者亦知我者，非謂分應此兩種人也。只“春秋，天子之事也”一句（句）[2]，知、罪兩種道理並到。’竊意：知我者、罪我者，兩者字原來不是言果有知我、罪我之人也，只是言於春秋之書有可以知我兼罪我底苗脈事實云爾。兩者字指的此去處而言也。則此兩句語正是自明其所以著作之本意，以示後人，使得其歸趣而已。讀者不察，反為知罪孔子之人勞於分疏，則其於文義已失矣。況謂孔子果為天下後世人知罪我着想，則真個是知我是而罪我非，望知我而病罪我與？有是理乎？
四書家訓曰：‘“孔子懼”，懼上簒弑之禍不可長也。皆由天子之事不明以至於此，故明天子之事，以寓之魯史，是謂春秋。’○賽合注曰：‘此節重“春秋，天子之事”句，正見其寓王法以誅亂賊而為治處。孟子引“知我”、“罪我”之辭，只以明春秋天子之事，而誅亂賊意自包在天子之事内矣。’○語類曰：‘孔子作春秋以褒貶人，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者惡者了然在目，觀之者知所懲勸，故亂臣賊子有所畏懼而不敢犯耳。近世説春秋者太巧，皆失聖人之意。’李都梁曰：‘觀此，則孔子不過因舊史用書法不當，故筆削而改正之。’竊意：按左傳昭二年，晉韓宜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奚以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春秋載之也。魯，諸侯之國也，其史奚以載周之所以王也？伯禽周公之子也。周公周之冢宰也。魯史，周公之遺也，故載周公佐治天下之迹也。其文，魯史也；其事，天子之事也。當時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為善者有勸，為惡者有懲，太史直據而書，不待微文隱義而王法著矣，故曰‘周禮在魯’也。然則宣子之所見而贊美之者，其平王東遷以前之史乎！自此厥後，世衰道微，惇庸命討不明於世，故褒貶勸懲從晦於史。王章既已不行於天下，而史之所録必有模糊冗雜者多，為善者無準，為惡者無懼，邪説暴行所以得肆，弑父與君所以莫禁也。孔子為是之懼。懼者，懼周公之道之墜，而懼人紀之絶而終莫之振也。於是就當世之史而筆之削之，以之寓微意而彰大法焉。孔子曰‘述而不作’，然則春秋者，只是述周公之遺意也。獨恨不能與平王以前之記並垂於世，而統看其承述之緒也。然王憲不行，亂惡無懲，則孔子所以顯幽闡微，以筆削為鈇鉞者，必有加倍深切詳盡者。周公之舊亦意不出此，推可知也。所以述也，而必曰‘作春秋’爾。王法無不由此焉申，而亂臣賊子有以禁其欲而不得肆，其不足以為一治乎？然則其必曰知我罪我者在此，何也？竊意：孔子以前，正世善俗之任，必在有位。蓋無其位而任是責者，自孔子始。無其位而任其責處，可見為斯世底苦心血誠，亦可見忘其分底權宜力量。為世所以知我處也，忘分所以罪我處也。如守位分，則不得遂為斯世之心矣。於是不得不以匹夫而任正世善俗之責，知我罪我處兼晰於此矣，而實為後聖開萬導治底開創權輿也，不其大矣？李都梁曰：‘胡氏謂：“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寓字甚好。春秋只是自明是非之公，而王法自寓焉。惟王法即寓於是非之中，此亂賊所以懼也；惟只明是非而王法自寓，此道之所以存而法即存也，非代天子行天子事也。此語可以玩得其旨矣。後儒不明此義，直謂孔子真個自與以有任之權，反謂孔子欲正人僭竊，豈有身為僭竊以正人之理？其迂戾不通一至此哉！’○語類，問：‘孔子作春秋，特載之空言，亂賊何緣便懼？恐不足以為一治。’朱子曰：‘非説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個治法，使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3]。’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横去聲。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趙注曰：‘言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興，戰國縱横，布衣處士横議，以汩亂天下。’竊意：横，逆也，放也。横放逸出於先王法度之外者，謂之横議。天下之横議亦多矣，而其大要歸趣必不楊則墨，故曰‘不歸楊則歸墨’。
楊氏為去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集注曰：‘楊朱之道，但知愛身，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翟之道，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絶，是亦禽獸而已。’○李都梁曰：‘只楊氏為我，便是無君；墨氏兼愛，便是無父。是他當下至教如此，不待後來漸至於“無君無父，是禽獸也”。’○少都梁曰：‘饒氏謂“墨氏無父之教充塞了仁，楊氏無君之教便充塞了義”，亦是大概説。其實似仁非仁，固是充塞了仁，而義之滅絶尤不必言矣；楊氏似義非義，固是充塞了義，而仁之滅絶尤不必問矣。總歸于不仁不義，禽獸而已矣。’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皮表反。此率獸而食人也。”集注曰：‘義見首篇。’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説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集注曰：‘孟子引公明儀之言，而因言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致禽獸，而大亂起矣。是不但率獸食人，如公明儀之所言而已，又必至於人將相食。’趙注曰：‘此言亂之甚也。’○翼注曰：‘孔子之道，即上作春秋以正君父之倫而維持世道者，故此言因楊墨而不著。’竊意：楊墨之道既曰是無父無君，見凡世之得以弑父與君者，皆從此有以致之。是其為禍，將不止於暴君所以率獸食人之慘，方且眼見夫以人食人之境矣，豈不是可懼之甚乎？○將字不足言，世姑未然而將然，只是指教固使然而必然之辭。
賽合注曰：‘由孔子來至於今，聖王不作，故無以肅王綱，而諸侯放恣。惟諸侯放恣，故無以維世教，而處士横議。’○李都梁曰：‘處士横議，與前兩邪説又有不同。蓋彼之邪説，只指其破壞先王法度，附會當時所尚，或以之助成虐民之事，或以之助成簒奪之事者而言，則乃通上下而汎言也；此則孟子特下處士二字，盡將游世顯達底一班人抹去不算，而只責處士。以彼志在富貴功利者，非害之本，而害之所祟起於處士也。’竊意：所謂處士者，其初必自謂學問之士者也。以其學問上受病，故必其持議不正，種種横出於先王法度之外。故凡世人君之所用者，及子弟之所從者，舉由此非。蓋孟子既不見用，其救世之功專在學問邪正上，故自此必以處士言，而所救正底本地見矣。○語類曰：‘楊氏見世間人營營於名利，埋没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則君臣之義自是輕了；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物，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則父子之親自是輕了。君臣輕則便無君，父子輕則便無父，此其所以為禽獸。’竊意：二氏之意，亦不是故為夫禽獸也。其初只是自以為義，但見潔身之為義，而不見了事君之義；其初只是自以為仁，但見汎愛之為仁，而不見了篤親之仁，所以至於無父無君，乃獸乃禽也。是知人獸之關只在偏正之分，差毫謬千者如此，學者可不致察於學問持論上，貽害於人心世道之際乎？儘可懼也。○李都梁曰：‘推其緣起，聖王之道不衰，楊墨之道不見；語其流極，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矣。蓋二氏乍看有動人處。’顧涇陽曰：‘墨氏之仁，至於摩頂放踵利天下亦為之，是甚麽樣慈悲！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反多所分别。然楊氏之義，至于拔一髮而利天下不為，是恁麽樣清浄！聖人立欲俱立，達欲俱達，反若多所兜攬然。’故曰：‘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豈惟亂之又能奪之？何者？朱不如紫之豔，雅不如鄭之濃也。為我、兼愛之能奪吾仁義而充塞之也，亦若是耳。竊意：所以孟子放過不得，既不可不闢，而闢之又不可不明也。
吾為此懼，為，去聲。○竊意：‘此’字承上文而言。曰‘吾’者，為此懼者惟吾也。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説者不得作。集注曰：‘閑，（防）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扶又反。起，不易吾言矣。趙注曰：‘説與上篇同。’竊意：其事政先後之利，亦見上篇‘知言’節下。
竊意：閑字只作閑衛之意，恐有未盡。蓋閑字正與上文‘横議’之横字對，與‘不逾閑’之閑同，只是防閑之謂。‘閑先聖之道’，猶言防閑節制，謹守個先聖之道，不敢逾越放逸於其外也。王觀濤曰：‘閑、距、放三字相映，比如收拾家當，莊守周密是閑，拒賊逐盜，不使闖入是距放。’竊意：距、放二字亦有細分。距者，斥之使遠也；放者，遠之使不復來也。○徐自溟曰：‘邪説自古有之。自堯舜既没，夏商間邪説暴行作，春秋時邪説暴行作，孟子時邪説因大熾而為詖行矣。暴行在事上顯肆其邪，詖行在心上陰溺于邪。生心而事政之行處皆害正，是所謂其行之詖也。’○李都梁曰：‘閑、距、放，是孟子實事。“邪説者不得作”，此句且虚，不是説已不得作矣，是孟子之距放必要使他不得作而後已者，蓋他一作便有害于事政故也。’○存疑曰：‘邪説指楊墨之説，淫辭即其説之浩瀚放蕩也。’竊意：凡世邪説，不止是楊墨，而但此承上文而言，故知為指楊墨云爾。
集注曰：‘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通旨朱公遷曰：‘孟子之時，楊墨二家最為害道，其次則有兵家、農家及縱横、貨殖之徒，各專一業，以聾瞽天下。大抵惑人心者，莫如兼愛為我；快君心者，莫如富國强兵，而皆足以重斯世之禍也，故深闢之。’○集注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朱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大全金仁山曰：‘佛氏寂滅類楊，而禪定立脱之説過之；慈悲普施類墨，而平等無生之説過之。蓋兼無父無君之教，而資率獸食人之禍者，所以其害尤甚。’○楊氏奂曰：‘異端蟠結於中國而不解者，以名士大夫主之也。唐則蕭瑀、王縉、白居易、裴休、梁肅也，宋則王安石、蘇軾、黄庭堅、張商英也。故上而君相，下而閭里，信之而不疑。’○語類，問：‘率獸食人，亦深其弊而極言之，非真有此事也？’朱子曰：‘不然。異端之説肆，則使天下倀倀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如晉尚清談而夷狄亂華，梁武事佛而社稷丘墟，亦其驗也。’○吕晩村曰：‘道近楊釋近墨，猶是魏晉以前之釋道。晉以後，道亦降釋，而釋則兼楊墨，至臨濟出，並兼後世之儒矣，故其術益巧而難破。白沙、陽明亦豪傑士也，而尚為所欺，何況後生？’又曰：‘異端之説，古粗而今精；其為吾道之害，古遠而今近。周衰，邪説必是最粗，至楊墨則已精，至老莊則又精，然其言尚有崖略，至釋氏則不可提搦矣。其説本精，然猶是他家，異同易□。至陸象山則陽儒陰釋，更難説破，然索性決裂到底；至陽明出，則變幻權譎，包羅活動於朱陸之間。引譬之劫賊，始猶持械而來，其易辨識，今則中欄矣；始猶自門外入，尚可防禦，今更室裏人矣’。竊意：自象山以下，既未嘗有不仕薄葬、削髮衣緇等事，則遽斥之異端，必不首服，此只算吾儒中漫染於異端者耳。然彼猶能自文其説而跳踉於世，則不當只責其一時之惑，卻乃儼然自以為儒，而其實於異端之説粧□附會之不暇者，豈非吾門中蟊賊而引賊之媒蘗乎？其惑亂傷敗，又有甚焉者，此晩村所謂古粗而今精，古遠而今近者也。夫夷狄之助幫，是亦夷狄已矣；禽獸之倡導，是亦禽獸已矣。如使孟子而復起，則此當為力距遠放之首矣。蓋前篇‘不動心’章所辨，未必不為此輩之貽毒耳，詳見本章。至於釋道，則果是妙於楊朱，大於墨翟。然其所謂自潔者，反有行不得者；其所謂普施者，反無實落處。此不足以惑人，而惟以虚寂之論眩亂高明，禍福之怵恐動愚蒙，使之不能守秉彝之性、雅常之道，誠為誣罔而可惡矣。到今耶穌之説，尤其後出而愈巧者也。夷狄禽獸之可以惑人者，到此為烈。而彼皆自外而來中華之人，若不引接而假借，則何由以肆其毒乎？彼輩既是個楊墨之餘流而較密者，則何不以孟子斷楊墨已決之罪，勘定此輩，驅而逐之，然後細加節櫛，盡索出一門中開門輸嘆之徒，痛加訊覈，明示歸正之路，因以大赦天下，舉之更始，則豈非孟子未死之心耶？故必曰閑先聖之道，然後方説距放者，此也。今者不然，既不能盡吾道之正，明吾道之真，而或只與之角以取侮，争其末以取詘，適足以張彼之勢而貽累聖教，亦異乎孟子之法矣。此其為罪，不下於助幫倡導之徒，而害又甚之，豈不可慨也哉？
古人言‘禦戎無上策’，言當自修而已。愚於‘闢異端’云云，孟子之法是爾。三聖治亂之功，要不出此。孟子所以承三聖者，承其法也，所以得以承其功也。故從三聖而得其心者，孟子一人而已。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集注曰：‘抑，止也。兼，並之也。總結上文也。’○上只言誅紂伐奄，滅國五十，而此總云夷狄者，何也？李光地曰：‘蓋五十國中，大抵多夷狄也。’竊意：奄及飛廉等五十餘國，既曰皆黨惡殘害，則人口倒喪，而便夷狄也。春秋豈不曰中夏而行夷狄則從而夷之乎？故此勿論本夷本夏，總謂之夷狄，所以得聖人伐滅之本意也。
大全真西山曰：‘三聖事雖不同，其救天下之患而立生民之極則一也。’○吕晩村曰：‘前面分列各節，此只總敍大意，以起“我亦欲”句。昔者二字緊對我亦二字，亦不是憑空追敍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趙注曰：‘此詩已見上。承，當也，言是周公所必擊伐也。’○李都梁曰：‘語意但云凡無父無君，皆在周公所膺之列，以見己之所以必闢楊墨之故也。舉周公，則凡聖人可知。’
竊意：前‘許行’章，言其無君臣上下之分，則曰夷狄；到此章言楊墨之無君無父，則不只曰夷狄，而直曰禽獸，指實之辭也。此節引詩，則第惟曰戎狄，還不足寬假之辭。蓋緣本是人也，而行禽獸之道者，正是夷狄所以得名處也。故上則指其實而曰禽獸，此則正其名而曰戎狄。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行，去聲。○集注曰：‘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説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孔子也。’○李光地曰：‘淫辭者，邪説之流弊。邪説者，淫辭之始差。其邪曰説，淫曰辭者，韓子所謂不但舉之於口，而又舉之於書。蓋辭者，言之修飾流布者也。’豈好去聲。辯哉？予不得已也。集注曰：‘蓋邪説横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將纂弑之亂無處不起，食人之禍無時不作，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也。然非知道君子，孰能真知其不得已之故哉？’
李光地曰：‘上文“放淫辭”、“邪説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政事”，是從末流上説起。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可謂淫矣。放而絶之，則歸楊歸墨者不得復倡其邪説，庶幾人心正而政事可修，此廓清摧陷之功也。下云“正人心，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辭”，是從本源上説起。人心正則邪説自息，心正而無害於政事之詖行，則邪説息而無盈天下之淫辭，此拔本塞源之效也。上首言“放淫辭”，是以不得已於辨；下首言“正人心”，則所以不得已於辨之本心也。上下文須交互看。’○李都梁曰：‘“昔者”以下，注謂“總結上文”。其實以此節，則“昔者”對“我亦欲”看，前兩節要起後一節也。以通章總論，則“昔者”節總統“當堯之時”以下六節，“我亦欲”節總結“聖王不作”以下二節。中間“詩云”節過脈，而以“予豈好辯哉”二句直應起局，為一章之結構也。’竊意：‘能言’節又是結全章之意。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趙注曰：‘徒，黨也。孟子自謂能距楊墨，則是亦聖人之徒也，可以繼聖人之道，是謂名世者矣。’
竊意：此節孟子更言辨之所以不得已者，以申結之也。其不第曰‘距’而曰‘言’，不第曰‘言’而曰‘能’，所以為辨也。其不欲同歸於異端之徒，而必欲為聖人之徒，所以不得已也。見一段繼聖人底苦心血誠存乎距楊墨也。○集注曰：‘蓋邪説害正，可以人人得以攻之，不必聖賢也。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以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説者，其為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大全朱子曰：‘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二者之間，蓋不容髮。’竊意：孟子於末段申結處，統論寓謙之中，既可見嚴正邪之分之意，又可見開後人同此懼之望。種種發示之旨，何等深重！
集注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厘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辨邪説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吴因之曰：‘以承三聖，謂己拯人心之陷溺，亦猶三聖拯天下之陷溺一般。蓋把三聖形出自己救世的意思，又不當作繼往承先，如“予私淑諸人”語意者。’竊意：此章主意專在若好辯而發，則其與他處只説繼往承先語意固自不同矣。大抵洪水之害焉，而必治之然後平；暴君之害焉，而必誅之然後寧。至孔子時，世既有無窮之害，而聖不得當世之位，又豈無治之之道乎？春秋之教是也。無天子之位而憂天子之憂而得者，其法實自孔子始也。孟子之所承法者是爾，故其引古處必列三聖而為得也。本來三聖傳次，有相承大意，何者？使人生得為人而已。天生人物，惟人最貴，人道致極，功著位育，此設三才主萬世之本意也。若或禽獸而逼人，使之不得安生而止，已是可憫當治，況人多從禽夷，有猾夏異類，無别論為戎狄，則聖人之憂更大。治之於前以安人生者，禹也；治之於後以正人道者，周公也。故於前古敍亂處，歷提禽獸之意，所當着眼。曰‘洪水横流，蛇龍居之’，而即説‘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曰‘園囿、汙地、沛澤多而禽獸至’，而即説‘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悦’。然則大禹之掘地殺洪，究竟是逐禽獸於斯民也；周公之兼夷狄、驅猛獸，亦只是别人道於禽獸也。夫世道之憂，從古在此，而及其世衰道微也，則人焉而有弑父與君者，是又禽獸之甚者矣，將不消言而知，故不復提説禽獸字。夫禽獸而逼人，尚所可憫；人道而混雜於禽獸，亦所可憂；況天生之民直作禽獸，夫聖人世道之懼當如何哉？不啻急於拯水火而救凍餒也。然而無位不得行懲討於目下，故竊取前史，以之嚴斧鉞於筆端，撥亂幾於天下，恢人綱於萬世。所以忘分而自敢，知罪而不顧，以當一治之權者，孟子之前，自孔子創之，必承前聖之功也。然則到孟子時，復何為力乎？夫世道所以正不正，皆由壯行者幼學之如何耳。今乃處士之持論横放，馴致楊墨之邪淫到彼，此又人心世道所以淪為禽獸底原故機括也。故公明儀所言率獸食人之慘，猶是周公以前之亂也。今其以人食人，禍溢君父之慘，同由楊墨輩邪説而致之耳。今欲承前聖而施其功，則閑距放之外固無餘法，而凡人生之事，有國之政，取次可以得正矣。此又是孟子所以承孔聖底微密精義，得以上承前古之聖，無不會統為功處也。其實工大法，則具在‘知言’等章，此不詳説也。
胤録曰：‘大抵聖人所以治世本意，要在使斯人得為人而已。然古今之治，又有轉詳轉密之勢，亂愈甚而治愈難者。龍蛇居，禽獸至，則人被鳥獸之害已，抑洪誅暴，則治矣；弑父與君，則人而為禽獸矣，不有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嚴鈇鉞、禁放肆許多苦心，何以回治乎？然此猶在世道顯迹上施功耳。至孟子時，則直探到横議上辨别之，後本於幼學之際，塞源於心術之微，所以比前望更加詳密，而施功又難，嘉惠又遠矣。得以空言承三聖之功者，真不偶也。後之繼孟子而任斯世者，又可不盡心於此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