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婁 下】
‘乘輿濟人’章
子産或偶見老病徒涉者，濟之未為不可。但因此論之，此涉於私恩小惠，而為政者固使民不病涉，而‘行辟人可也’。然或偶見艱涉而濟之，亦仁心之發也。但子産聽國政，則難免不知為政之責，若因此而思政事之未備則可矣。
‘君視臣如手足’章
‘臣視君如寇讎’之説，世頗疑之。集注楊氏、大全諸儒之説詳矣，然尚有可恨者。蓋言君子不自處以薄之意，而不明言孟子本意。又曰為齊王有為之言，若是則聖賢設教分君子、小人門路為兩科，又若誰言以恐喝時君者。然獨陳氏‘大都報應如此’之説稍明。蓋孟子本意只言君若以惡遇臣，則臣亦必有以惡報之者，此理勢之所必至耳。蓋君使臣以禮，則賢者樂進。彼賢者雖或以土芥視之，豈有寇讎之報乎？但人君纔有一毫不禮之心，賢者便見幾而作，恐有犬馬土芥之辱，如穆生之事是已。其所留者，必皆以利事君之徒耳。彼鄙夫之事君也，不知彝倫禮義之為何物，但以君之禄位為己利耳。以利取友者，利盡則疏；以利事君者，利盡則叛。況無所利而以虐加之，則豈不有寇讎之報乎？下文服與不服亦即此意。服者，君賢，故臣亦賢；不服者，君不賢，故所當用者亂賊之徒也。春秋之時，以臣讎君者多矣，孟子之言蓋謂此也。若使暴君之臣來問，則必告以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之義矣。今人於經，但信口誦説以應科舉，其於文義有未暇詳者。至於聖賢本意矇不知，可疑卻强作解事樣，妄討可疑於無可疑之地，甚可怪也。
‘無罪殺士’章
此言見幾之義。大全有‘時〔與〕位〔之〕不同’之説。然又有説義不可去之臣，當國家大政事之失，緘默苟容而以不去為義則不可。不去則必救之，不可救則死之。
‘非禮之禮’章
大全以為‘不可泥陳迹，如可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可行於人〔而〕不可行於己’。此等處極有義理，若差一毫便非矣。今人或援古以證今，不恤其實之萬不相似，而苟取其名之一或相近。蓋先立個一種私意，要以證成，故不自知其謬如此。
‘人有不為’章
‘有不為’三字，不肖及凡後生皆當銘省。
‘言人之不善’章
‘此（雖）〔亦〕有為而言’，亦謂居可以無言之地而嘵嘵多言耳，非謂在當言之地可以慮患不言也。○後患亦有數樣。蓋好言人之惡，則其人必以惡加我，此此章本指也。抑我今雖偶無不善，言人不善，後日我亦有不善，則回視前日之言，豈不内慚？此亦後患也。不肖每蹈此患，故記之以為後戒之地。
‘仲尼不為已甚’章
集注：‘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凡事事物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本分也。若加一毫末、减一毫末，便非其物。是知畫蛇足者非蛇，而凡曰‘更思其次’者皆非也。
‘大人言不必信’章
必信、必果，如白公復言、尾生自賊之類。夫復言非信也，凡人或有言不中時節，必欲復之則為害義，亦非所以為信矣。大人初無不中之言，雖不以復言為心，别無不踐之言矣。‘行不必果’，亦謂不果於如此等事也。若義所當為，則勇往直前，豈有不必果之理乎？又大人之行雖不必於果，而自無不果也。若二三其説，怯懦退縮而自附於是，則悖矣。此集注有‘妄人’之説也。
‘深造以道’章
此章之旨，多少未曉。今但當從事於學問之方，涵養格物之事，而并驗之於日用行事之間。如是進進不已，則他日宜有自得者。既有自得，乃所謂實見得者，不為浮議所摇奪，不以死生易其操，故處之安固。安固則其於日用之間益見得力，而事物之來，隨機應變，無不各得其道，所謂‘資之深、逢其原’也。如此妄説，其於孟朱本指未知其合與不合，然於初學工夫或恐少有所補。他日當質於朋友，今姑以此意讀之。
‘博學詳説’章
此章亦難曉解。但學者學之既博，講之既詳，聞言則識，見行則學，知行兩進，如此積累，則自能脱然貫通，而知其萬殊之原於一本，則即上章‘自得’之事也。誇多偷[1]靡，如近世以記誦異聞為能之類。蓋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多識者，蓋欲廣聞見，資智慮，會其要而蓄之於心以為稱事之權衡耳。善則師之，惡則戒之，引伸類推，而尤宜察其同異於毫釐之間而得其要。大易所謂畜德者，意蓋如此。今不務此，而徒能强記人所不記之故事，時以語人，則瑰奇新異之語神怪百出，微細猥屑之事纖毫畢陳，聞者驚猶鬼神，己既自以為能事，而人亦謂之才。此只誇多鬥靡而已，何所用哉？此雖或非朱注本意，而嘗見近世以此為尚，故因附及於此以為戒。
‘言無實不祥’章
朱注兩説，愚蒙皆未甚曉解，姑闕之。但當以無實之言、蔽賢之事為戒，足矣。
‘水哉水哉’章
按：‘水哉’之語，即論語‘川上’之嘆，而傳之者微異其語耳，故注家多因論語之言。論語所稱雖是本説道體，然亦可為君子自强不息之譬。故孟子藉以譏徐子之病，亦非戾於孔子本意也。
‘人異於禽獸’章
僭疑所謂‘幾希’者是仁義也。庶物疑可属義，人倫属仁，而人倫庶物之中又各自有仁義。舜之於此自無不存，其明與察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其次‘存之’之君子，則必明必察，期以如舜而已。最下‘去之’之庶民，則蓋亦無所不至矣。○又按：今人凡事鮮有甚悖於義理者，若事親事長、信於朋友，則知之者亦多矣，獨於仕宦赴舉能以廉隅自將者鮮矣。人有廉隅則非笑之，或加以不近之謗。且其立心但以仕宦為己之亨泰之地耳，故患得患失，以為當然，非若古人欲行其所學者然也。此實禽獸與人之所以分也。○‘人異於禽獸’云者，非欲使人矯情飾詐，好勞而惡佚，苟異以取名也。蓋不過察彼我之情，為周徧之法、長久之計，而亦非有所作為，只是循天理之自然耳。朱子曰：‘人之虚靈皆推得去，禽獸〔便〕推不去。’推不去，故只知有我而不知有物，只知利己而不知妨物，相賊相害，而强食弱肉矣。人推得去，故能有以為公平普徧、維持長久之計。如不能推，則遂無以異於禽獸，而率獸食人、人相食矣。然則君子存之者，非徒以在我所當為，蓋亦以為長久安寧之地耳。○更詳之：此説涉於為利之私。然不肖本意蓋緣世人徒以利為心，其聞聖賢此言恐不能聽受，故欲明利之非利，而此之為真利也。若有心於為利而為之，則恐亦不能長久，須是真見得如此方可。
‘禹惡旨酒’章
三王、周公之事，皆憂勤惕慮之意。如惡酒、好言、視民、望道、夜思、待朝等事則易見，若湯武之事，則未有以見其憂勤之實。今以臆推之，則‘不泄、不忘’是小心惕慮之意，‘執中、立賢’亦是猶恐不得用賢，此亦小心之義乎？上章‘君子存之’亦此意乎？記之以俟正於有道。○羣聖之事，程子謂‘各因其一事而言’。聖人無不盛，亦非各舉其盛，然則孟子之言何所據而云耶？意者羣聖人之事，蓋其事迹之彰著而時人之所稱道者，孟子因舉以言之。如‘惡旨酒、好善言’即禹之實事，則‘執中’以下亦必非汎言，必是當時偶或各因一事之彰著者稱道聖德以概其餘，如稱湯之德則曰‘執中、立賢’，稱武之德則曰‘不泄、不忘’，蓋皆世人稱道之言也。
‘王者之迹熄’章
僭疑周公以上則道統在上，及王迹熄而詩亡，則道統之傳遂絶於上矣，於是春秋作焉，則道統之傳復起於下矣。‘竊取’之義，大全所載諸儒之説恐與集注有異。朱注云‘竊取者謙辭’，而引公羊‘有罪’之言，曰‘意亦如此’，又曰‘蓋言斷之在己’，又引史記‘游夏不能贊一辭’之語以證之。蓋謂孔子自言吾所自為，而非他人所預也。其曰‘竊取’者，謙言吾有所竊取於古人之義而為之也。諸儒多費辭説，發明‘竊取’之義者數家，恐非朱子本意。且凡先儒所謂春秋褒貶之語，愚蒙尋常未曉，竢他日講論。
‘君子之澤’章
孔子之澤未五世，故我雖未得為孔子徒，而得以私淑諸人。先儒謂此四章言道統相傳。僭謂人異於禽獸，而君子存之者即道統也。三王、周公所以憂勤惕慮者，亦為是也。孔子之作春秋者，亦欲其人知異於禽獸也。孟子之私淑，亦以此道而淑之也。而孔孟之為，亦無非憂勤惕慮之所傳也。○‘私淑諸人’，集注解作‘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以‘聞道於人’解‘諸人’字，‘私竊’解‘私’字，‘善其身’解‘淑’字，而‘得’字是虚字也，蓋謂我得因人而私淑之也。此其解釋已自分明。饒氏謂‘私取〔之〕以善其身’亦是此意，蓋謂私取於人以善其身也。若陳氏謂‘“善其身”解“諸人”字不順’，而曰‘私竊其善於人’，既不知朱子以‘於人’解‘諸人’之意，而以‘私淑’為‘私竊其善’，恐非朱子之意。
‘可以取’章
按：凡物無兩可，一是則一非。先言可以者，乍觀之似若可也，後言可以無，則細觀之，其不可也的矣，非以矣而又有可以無之義也。取、與、死三者皆然。孟子本意蓋謂此但世人不能明善，或疑於可，或疑於不可，可以者又以為可以無，可以無者又以為可以，則如何可取不取者，隘狹勝於傷廉？若可與不與、可死不死，則吝嗇不如傷惠，偷生不如傷勇，又將何所據耶？故凡（過）〔遇〕[2]此等事，必須剖析於幾微之際，必得其中然後用之。如不能識得，則亦須量輕重緩急而用之，寧與毋嗇，寧介毋通。大要常存此心，而其隨事有宜，則又各自有時也。○子路、召忽，雖未必當死而死，然視偷生忍恥者則有間矣。不當死而死固為非義，然亦有可以死之疑，比諸無義而徒死者有間，故差勝於當死不死者耳。取、與亦同，不當與而與，差勝於吝嗇；當取而不取，差勝於傷廉。雖均不得為中道，君子當有取舍於疑似難斷之間。況過辭、過與雖過，不至如偷生徒死之無義乎？
‘逄蒙’章
公明儀孟子曾引其言，則似是古人。此章又若與孟子相講論者，然或恐是一時人，或孟子引其言而論難之，如今作文設為問答以辨者然。然非義理所在，姑闕之。○此章所論本無緊關義理，然因是而思之，世之背師而賣友者固不少矣。蓋其教之也以利，故學之也亦以利。既以利為學，則利之所在，何有於師友？是雖背師，而未嘗背師之道，無足怪者。始而教之，終而禁之，不可也。惟君子以義為教，然後可責其背師也。
‘天下之言性’章
孟子凡三言性：‘性善’因人之有性而指性之本然，‘杞柳’因性之用而言性之本，此章因天下之言性而就其順者以為定。朱子訓三性字亦微有不同，曰‘人所稟以生’，曰‘人生所稟’，則皆主人而言；曰‘人物所得以生’，則主天而言。其所以異者雖未易可曉，但此章之旨原自難曉，不免以臆為之説。曰‘天下之言性’，謂凡天下人之言性，如曰人之性善、水之性下之類。集注謂‘事物之理’，則此性字不專指人性，蓋指凡物理之在天地之間者言也。抑人性之中零瑣縷分，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皆可各謂之性，故下文惡智之鑿，而不行所無事。蓋謂凡事事物物各有自然之理，所謂性也。‘則故而已矣’，謂凡言性者皆指已然之迹以為證，如韓子原性引叔魚、越椒等事是也。後世有難斷之事，必引故事以參驗，亦其類也。‘以利為本’，故事之中必以順者為正，如韓子所引雖皆故事，必以性之本然者為定論。其或氣稟之偏，不可据以為證。蓋孺子入井，而惻隱之發，人無不然，所謂順也。設有冥頑暴戾，視如不見，付之嘻笑，則人必惡之，豈所謂順哉？故用智者不矜小智而順理之自然，則其智大矣。譬如後世引故事斷疑者，先捨置己之私意，且以經史之與此相類者參伍錯綜以辨其同異，而我無所容其心，則其自然之理必將呈露。若先立私意，故事之合者取之，不合者不取，則雖舉世皆知其逆天理、敗民彝，而自以為是。此孟子所惡之鑿也。然則孟子之將言智而先言性者，略可窺測，而朱子之訓性與二章異者，亦略可識矣。然利之為順、為自然，必非朱子創説，或古注相傳，或出他書，俱未可知。但亦臆意，則凡古人言利多主於善，如曰‘利者義之和’，曰‘忠言逆耳利於行’，此類甚多。蓋順理之自然，物各付物，則天地萬物各得其宜而無不利矣。此利之為順、為自然之説也。○曰：人物所得以生，則人之所以為人，水之所以為水，物之所以為物，皆性也。當堯之時，水逆行，鯀湮洪水，禹之行水，皆故也。逆行則失性，湮則鑿，皆不利也；若禹，則所謂利也。以人性言，則叔魚、越椒，逆行之類也；荀揚言性，用智而鑿也；孟子之言性，所謂利也。推之事物，無不皆然。凡處事物者，以故之利者求其自然之性，而順之行其所無事，則為大智。若反是而用其私智，鑿而自私，則害其自然之理，而反有所不達矣。如造曆者以已往之日度求之而無所容心，則將來之日度亦不外是。用智者若禹之行水，造曆者之求其故，則事物之理皆有以得之矣。然則朱子所謂‘人物所得以生之理’者，其主意蓋在於事物也歟。○愚不曉此章文義，有此多少説話，猶不能領其大意，不免略為改講。曰：凡天下之言性，但以已然之故為徵則可明。故者必以順其自然者為本，智者不順其自然而好行小慧，則鑿矣，此不利而非其性也。性即自然之理，禹之行水，順水之性，所謂故也。天之高，星辰之遠，亦以故求之，無不得矣。大概此章專為處事物者設，性即事物之理，非如滕文、告子之專言人性也。
‘公行子有子喪’章
孟子之簡驩初非異事，右師之不悦，不自量也。孟子付之一笑而已，何足辨哉？乃引禮以證之，有若自解者，然殊甚未曉。此則禮固不可言，設若於禮可以言，亦可不言，孟子必不言矣，然則今之引禮又涉未安。然孟子此言必無不當於理，而亦必有義，豈以警衆人之失禮，抑警右師不知禮如此，所以為不可與言之人歟？識見未至，有此疑，俟他日講究，姑闕之。○右師入門，凡在列者皆捨其位而就與之言，不恤其違禮，其側媚諂附之態可見。今班行中趁逐名士，或失位而比立，或就與之言，或遥與之揖，或遣人致問，皆類此，不可為也。
‘仁禮存心’章
‘無一朝之患’，又曰‘一朝之患、君子不患’，不知元無此患歟，抑有之而不患歟？集注‘存心不苟，故無後憂’，似謂元無後患也。雖然，妄人既不常有，則無此患可知。設或有之，其人與禽獸奚擇？則横逆之來，譬如猛獸之搏噬，君子防慮周密，其遇猛獸也蓋鮮。不幸遇之，但盡在我之道而已，夫何患焉？
‘匡章不孝’章
匡章稱章子，豈當時稱呼之俗然歟？○‘是則罪之大者’，言章子之設心；‘是則章子已矣’，言是章子之所以為章子也。已，語終之辭。或曰‘是但為章子而已者也’，謂章所以不能免不孝之責，而其心則可哀也。或曰‘已矣，言無如之何’，蓋章子到此亦無奈何，只得如此受不孝之責而已。皆未適從。集注及大全不明著是説，想中國人易曉，故如此。東方僻陋，寡學有此三疑，并記之以俟有道。
‘王使人瞯夫子’章
‘堯舜與人同’，必與人同，然後為聖。苟異於人，則豈惟不足以為聖，將不齒於庸人，此索隱行怪之見非於孔子也。然人固有所同然之理，而習俗之弊已久，乃以反其同然者為常。於是君子之行雖違衆俗，而實得乎所同然之理，則衆反怪之。如程叔子之所為，雖以蘇文忠之豪傑猶且非之。況世下於宋，地偏於夷，又無蘇公之賢，則其不以同然之理為反常者幾希矣。此等處要須精察。
‘齊人一妻一妾’章
此章之義，夫人而能誦之，然知其義者蓋寡矣。如書生赴舉者，得失掛於胸中，則已不免與此一類，況有苟且之事乎？況近年又特甚焉者乎？既仕之後，或求清班華職，或求便利差遣，同是營營於人之門，為脅肩諂笑之態，或居是官不免違心行事，而强顔以就（例）〔列〕[3]者，皆是也。所以然者，蓋其始讀書也，但以書為取富貴之資，初無以身體而力行之心，故雖讀千遍，而心與書終不相入故也。然則聖賢乃為空言，以遺後人取富貴之資也耶？嗚呼，謬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