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文公 下】
‘陳代’章
‘枉尺直尋’，功利之説也。古人所謂功利，是售其才器以就功名，不如今人但知利己，不知功名國事為何物。凡親戚之相勸勉，只圖身利而已，枉直之説不入於耳。人有進退，稍不苟者必非笑，甚者或詆以惡言。噫！古今相去又遠矣。
‘景春’章
景春想是俗子，故以儀衍為丈夫。抑游説之士學儀衍者也。其謂‘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皆苟為大言以誑世俗，其實諂媚取容，豈能使之懼、使之熄哉？借使有是，匹夫而懼諸侯，豈君子之道哉？且其所謂‘天下熄’者，乃散六國之從以事秦，是乃剥父母之邦以肥仇讎之國，而謂之‘天下熄’，豈不謬哉？末世士大夫徒知富貴之為利，不恤義理之所在，非獨儀衍為然。且如從衡二説，在六國則利於從，在秦則利於衡。六國之士皆倍本國而為衡，是徒知富貴，不知宗國也。蘇秦雖主從，當初説秦不利後為從，蓋知事權之在秦故也。此皆徒有利心，不恤是非，後世君子存心處事當以是為戒。‘廣居’以下，君子事業之大者。凡用心必察乎此，則庶乎無過矣。
‘彭更’章
‘後車、從者、傳食〔於〕諸侯’，此自是諸侯致養，亦是當時風俗然也。今則不然，設置縣邑，以吏守之，私役一民、私用一升皆是犯法，則君子不可視孟子之事而遊行州郡也。且如承命赴召，因公往來，其廚傳皆有國家定式。定式之外，一毫不可加損。若有增加，是使守臣犯法，亦是己犯法也。蓋在孟子時有可食之義，更疑其不可，故以為泰。孟子答之如此，蓋不在泰與不泰，但在可與不可。今之不可亦非謂泰，但於法於義不可耳。此等處，若誤認聖賢以為準則，則大害義理。
‘宋小國’章
其載‘葛伯仇餉’事，古今事殊，有不可知者。要非義理所在，且闕之。
‘公孫丑問不見諸侯’章
‘陽貨先，豈得不見？’今俗講以為貨若先之，則孔子豈得不見？貨既不誠，故不欲見耳。蓋以‘瞰亡’為不能先也。愚欲改講曰：當是時，貨既先之，孔子豈得不見？但貨心不誠，故亦以不誠應之耳。蓋以‘歸豚’為先，而‘往拜’為見之也。二説未知孰是。俱非義理所在，不必曲求也。○國君亦不可不待其招而往見，則如後世獻策以自售者皆非也，況求見權貴以祈薦達乎？以韓文公豪傑，猶不免此，況其下者乎？士君子當痛懲此習，寧介毋通。○集注於章末隔圈下曰：‘不及者淪於汙賤而不恥’，‘不恥’之‘不’疑當作‘可’，依稀憶得少時所讀本作‘可’，而今本皆作‘不’。未敢自信舊讀之必是，但以大全輔氏之説觀之，則作‘可’似是。
‘戴盈之’章
‘月攘’之喻切矣，而其義甚廣，南軒之説蓋已該之矣。余曾賦以自悼不能改過之失，而尚月攘如故，可嘆也已。
‘好辯’章
邪説暴行，大全謂：‘必有邪説糊塗了個理義，然後暴行（是）〔始〕[1]作。’蓋如近世，民有暴行，必先有邪説以文之。國家之蠹政，匹夫之慝行，無不皆然。學者凡遇所為，必先省察於心，曰‘我欲為此事，必先討個一事以證此事’者，即是此意，於是力加懲治。○‘臣弑君、子弑父’亦係於‘邪説暴行’之下，豈亦當時亂臣賊子有所藉口，以行弑逆歟？蓋周公居攝，而王莽假之；堯舜禪讓，而曹丕假之；‘興晉陽之甲’乃漢儒之謬，而後世遂或以為真有是事。如此之類甚多，皆邪説誣民之所致也。○‘邪説誣民，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朱子云：‘大亂將起。’夫邪説之作，豈能致大亂？而聖賢乃以云云。且如衛之淫亂，為狄所滅之由；晉室清談，致五胡之亂；梁武事佛，致臺城之禍；宋以王荆公之學，馴致靖康之難，此皆先儒傅會之説。然其感召之理蓋有必然者，而治亂之事亦顯有其迹，非苟言也。大抵不順天理，則天不祐矣；不合人心，則人不服矣。天不祐，人不服，是非倒謬，則民必有受其害者。故民不堪命，大亂因之以起，或有緩急，則蕩然不可收拾。此必然之理也。○大全云：‘不討亂賊而謂人勿討者，凶逆之黨也；不距異端[2]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此兩句語極是切當，然亦有後弊。蓋如宋南渡之初以程伊川併王荆公而禁其學，慶元間以朱文公為僞學。方是之時，豈不以程朱為楊墨乎？使當時或有稍緩之論，則必以為禽獸矣。又如數十年前，嘉靖乙巳年間有大獄，忠賢受禍，其時如有稍寬之論，則人必以為逆黨矣。是知聖賢之言無不有弊，非言之罪，假之者之罪也。
‘陳仲子’章
孟子之意，蓋以為兄之世家固非不義而得之，其或貪位戀禄，不能正君，雖涉不義，而在仲子無絶兄之理，則食兄之禄初非不可。況鶂鶂之饋雖或涉不義，亦當時親舊餉遺之常禮，而非必如禦人之不可受也。況以母饋之，則不當問所從來也。於此而必不食不居，則仲子之失著矣。若後世士大夫不講辭受取予、出處進退之意，而自附於孟子，則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