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問】
‘克伐怨欲’章
問：‘克去己私’與‘克伐怨欲不行’，固不同矣。然克己用力處，只在於非禮勿視、聽、言、動，則禁止之與制而‘不行’相去幾何？蓋一心之中，天理人欲不容並立。勿者，本心卓然為主，而有以禁夫非禮之萌，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若夫制而‘不行’者，不能禁止於幾微之際，而特力加排遏，使之不發於外矣。此其所以不同者歟？農巖曰：四勿之異於‘不行’，須先味‘克己復禮’四字，可見其工夫意思自别。既識得此意思，則所謂四勿者，其必克去非禮之私，而一復乎‘天理之節文’者，可知矣。蓋顔子之為仁，而夫子告之以‘克己復禮’，則已説得為仁大體極盡而無餘矣。若四勿者，只因顔子問其條目而説出此四個地頭耳。使當時無‘克復’之云，則所謂‘勿’者亦何以别於‘不行’哉？來喻不以‘克復’意思看‘四勿’，而卻只據‘四勿’以定克己工夫之淺深。要之，似於當時問答曲折，有未深察，而遽欲分别於‘勿’與‘不行’二者之間，恐未免硬安排也。
‘管仲不死’章
問：程子之論管仲，其義精矣。然管仲之意，則恐不必知其所事之不必死而不死也，特偶未之死耳。但自聖人觀之，其輔弟争兄，既為非義，則雖不同死，不甚害於道理。而後來所就，則實有天下後世受其賜者，故不責其死，而與其功耳。假使桓弟而糾兄，則仲或不肯輔桓。若其必死，則未可定也。且未得為仁者，心有所忍而不安之謂也。然或不精於義，則其所安者未必為仁，而所不安者不必害仁也。是以管仲之不死，於心或有所不安，而其所不當死者，則不足害於仁也。若子路之死於衛，則是‘食焉不避其難’為心，自以為安，而於義有未至，則不過為不得其死者耳。故惟其義盡，是以仁至，斯言信矣。農巖曰：管仲不死之説，大義得之。‘義理不精’以下，發明尤有功。但云‘或不肯輔桓’，則恐管仲未保其能如此。
桓兄糾弟。
晩谷曰：近世西河毛氏辨析程先生‘桓兄糾弟’之説，而以為桓弟而糾兄，夫桓公、子糾之誰為兄、誰為弟則未暇評訂。而至若義理之正，則程先生已從稱金等書以明子糾非承命當立之世子，則先示可以死之義，次明不必死之義，以附大聖人許仲之訓，有何不可？而毛氏乃自以為發所未發，求揜前賢，想其氣象膚率，都無尊先輩之意，不亦可吝者乎？
以直報怨。
問：朱子釋‘以直報怨’曰‘愛憎止所謂直也’，蓋以公為公心、以私為私怨而為之説。曰：‘人雖有怨於我，吾之所以報之，則當一出於公心，無所私焉。如彼雖吾所怨，而其人果賢而可用，我方為國擇人，則忘其怨而取之是也。’然若以此意例之，則其報之也，亦必待其有罪可罰，而後吾從而罪之可也。然則其所以報之者，初不為吾之怨，特因其罪而罪之也。其所以用之者，初非忘吾之怨，特因其賢而取之也。此則待天下之人也皆然，又何待有怨者哉？且怨有大小輕重，若於父兄之怨，以其賢而取之，則失之太厚，而為忘讎。於睚眦之怨，而因其罪而報之，則失之太薄，而為逞感。是豈‘以直’云者哉？且人亦有私德於我，而公得罪於國，則是報德亦將‘以直’，不獨報怨為然也。反復思之，而終未得其所安。及觀或問，有曰‘怨有公私曲直之分’，‘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報則不報。以此而參集注之義，則所謂公者，公義也；所謂私者，私意也。蓋於其怨也，彼曲而我直，則當報者也；彼直而我曲，則不當報者也。當報而報者，雖若一人之怨，而實天下之公義也；不當報而報之者，直一己之私而已。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者，即此之謂。而其所以為直者，一視天理之當然，而不以己之私意加焉耳。或曰不當報而不報，固可也。今曰‘愛之取之’，則無乃太過。而憎之舍之，何自而生乎？曰：愛者，對憎之辭也；取者，對舍之言也。不以辭害義可也。若是父兄之讎，則雖在不當報，固不可犯吾手而取之，下於此則待之平平，無所怨毒，固不害其為愛。若有才可用，而吾又為公取之，亦何不可之有哉？農巖曰：‘以直報怨’之説，集注、或問終似不可强合。舊時看得集注及或問意思，故以愛與取為不報，憎與舍為報，正如左右争説之意，而後來覺得以愛憎取舍為報不報，終是不近，故有所劄論。今録去此與來説，始疑其異，而後信其同者，正相反矣。且以來説論之，其云‘愛者對憎之辭，取者對舍之辭’，則似以愛為取，只為不報之意，而其下卻云‘不可犯吾手而取之’，又云‘有才可用，吾又為公取之，亦何不可之有’，又似以取為進用之意。此則所云‘愛憎取舍’者，又是前因其賢而用之、因其罪而罪之之意也。此卻可疑，幸更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