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古今注
【題 解】
論語古今注作者丁若鏞(一七六二—一八三六)，字美庸、頌甫、歸農，號茶山、三眉、與猶堂、俟庵。天主教名為約翰。本貫羅州，生於京畿道廣州郡馬峴，出身於屬於南人系統的兩班士族地主家庭，歷任牧使丁載遠之子。幼讀儒經，學詩律，十六歲時追隨姐夫李承薰和學長李家焕，得見星湖之遺稿，有志於實學，師從星湖李瀷左派弟子鹿庵權哲身。一七八九年二十八歲時式年文科甲科及第。出仕初任禧陵直長，歷任成均館直講、弘文館教理及修撰、司諫院司諫、經學左副承旨、兵曹參議、刑曹參議，外職歷任京畿道暗行御史、金井察訪、谷山府使等職。他受寵於正祖，活躍於政壇、學界，在奎章閣常與正祖論學，並據以著述許多論策。他學問淵博，對西學科技頗有研習，參與設計水原城。並為築城製造起重機，曾與朴齊家等人一起推廣種痘法。一八〇〇年正祖駕崩後，朝鮮以信奉天主教的罪名排擠原來受寵於正祖的南人，興‘辛酉獄事’。一八〇一年二月，牽兄禍流配慶尚道長鬐，十一月，由黄嗣永帛書事改配全羅道康津縣，一八一八年解配回鄉。
十八年的流配，對農村現實的深入了解促進了其實學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他信念堅貞，意志頑强，刻苦鑽研實學和西學，多有著述，有關哲學、歷史、文學、地理、政治、經濟以及語言等方面的主要著作均成於此時。回鄉後繼續潛心著述，終其一生著述五百餘卷，收録於與猶堂全書，著名著作有經世遺表、牧民心書、毛詩講義等，哲學著作有孟子要義、周易四箋、易學緒言等，詩文有飢民詩、夏日對酒、狸奴行等。
他繼承磻溪柳馨遠、星湖李瀷的實學傳統，發展北學派和星湖學派的實學思想，反對儒學者‘空理空談’，强調‘利用厚生’；哲學上繼承徐敬德、李瀷的‘氣元論’傳統，認為世界起源於物質性的氣，即太極，反對‘萬物皆備於我’論，主張只有通過感覺方可認識外界事物，反對一切宗教的神秘論和迷信的宿命論；倫理上反對天賦道德觀，主張‘仁義禮智之名成於行事之後’；教育上强調‘上智下愚之非性品明矣’；治學上反對‘空理空談’和形式主義，其五學論指出性理、訓詁、文章、科舉、術數等五種學問存在足以亡國的弊端，特别排除宋儒歪曲儒經本來面目的思辨性加老佛色彩的注釋，重視結合實際簡明解釋和研究學問；政治上反對門閥主義和世襲制，提倡土地公有、共同耕作、按勞動量多寡分配的‘閭田制’；文學上反對單純‘吟風咏月’和形式主義，强調文學的教育意義。終成朝鮮哲學、實學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朝鮮近代歷史上最偉大的儒學大師。
論語古今注是茶山經學著述中最用心力之作。他盡力集録有關論語的古今注釋，分析考索先儒的解釋，繼而提出自己富於創見的經學之見，如俟庵年譜所云：‘其於論語，異議益夥。’茶山於論語意欲作全新注釋。尤其是在此一百七十五章注釋中，以實學貫穿經學，富於創意地闡述了實學世界觀。
對論語總二十篇，茶山在朱子所分四百八十二章基礎上重新分為四百八十八章。鄉黨一章以往分為十七節，茶山將其分為三十四節。論語古今注收録的古注與今注，綜合了諸多古今注釋，作了精要的選擇取舍。古注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三世紀中葉漢魏時代的論語學，其代表人物有孔安國、包咸、馬融、鄭玄、王肅、陳羣、周生烈等人。此外收録了魏人何晏(一九〇—二四九)的論語集解及梁人皇侃(四八八—五四五)的論語義疏、宋人邢昺(九三二—一〇一〇)的論語正義。今注則以朱子集注為典範。此外還收録了清朝顧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的七處注釋，毛奇齡(一六二三—一七一六)經集六十二處注釋。值得注意的是，茶山還收録了日本古學派伊藤維楨(一六二七—一七〇五，號仁齋)的論語古義二處，狄生雙松(一六六六—一七二八，號徂徠)的論語徵四十九處，太宰純(一六八〇—一七四七，號春臺)論語古訓外傳一百四十三處。茶山在廣徵博引的基礎上，以‘補曰、駁曰、案、質疑’等要目形式，予以評點論説，進而確立了自己的經學闡述系統。其論經方式不同於今注，也有異於古注。茶山指出：‘漢儒注經，以考古為法而明辨不足，古讖緯邪説未免具收。此學而不思之弊也。後儒説經以窮理為主而考據或疏，故制度名物有時違舛。此思而不學之咎也。’體現了茶山揚棄漢儒神秘主義和宋儒觀念主義的傾向以及構建經學新體系的意識。所謂新體系並非‘洙泗學’的簡單回歸，而是以客觀的社會政治現實為基礎，建構具有合理主義批判精神的實學的體系。在茶山的經典注釋中，多處講到‘非謂洙泗之舊’、‘與洙泗之舊相悖’、‘古經斷無此語’。他秉持孔孟古聖之道，對中世紀舊傳統多有否定，力推實證實用的學術思想，給經學賦予了富於時代精神的獨特内涵。
如其論曰：‘仁義禮智之名，成於行事，非在心之理’，實際上顛覆了以朱子為代表的宋儒的觀念主義注釋。宋儒强調‘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理智，性也’，‘上天賦予人性以仁義理智之四實’。而茶山認為：‘仁義理智譬則花實，惟其根本在心也。惻隱、羞惡之心發於内，而仁義成於外；辭讓、是非之心發於内，而禮智成於外。今之儒者認之為仁義理智四顆在人腹中，如五臟然，而四端皆從此出，則誤矣。’其孟子要義更為具體化：‘仁義理智之名成於行事之後，故愛人而後謂之仁，愛人之先，仁之名未立也；善我而後謂之義，善我之先，義之名未立也，賓主拜揖而後禮之名立焉，事物辨明而後智之名立焉，豈有仁義禮智四顆磊磊落落如桃仁、杏仁伏於人心之中者乎？’即仁義禮智非先天秉守者，是後天獲得的，是在行為實踐之後的成果。由此可見茶山思想合理性、科學性的一面。
其論異端，斷言‘非楊墨老佛之謂’。對邢昺‘異端謂諸子百家之書，異端之書。或秕糠堯舜，戕毁仁義’古注之説，朱子‘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别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今注之説，茶山直言‘非也’，‘孔子之時，老莊楊墨未立門户，非如後世三教鼎立，出奴入主，則孔子所指非謂是也’。而對論語‘樊遲請學稼’、‘衛靈公問陳’，以兵農之事為經世之實物，君子須學而習之。‘學者專治此事，其於身心性命之學終有些害。此夫子所以輕輕説弊。’茶山於此雙向否定古注與今注，力倡實證性注釋之意已溢於言表。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茶山一反舊説，以新的思想闡釋經典：‘孔子親口自言曰不可使知之，有是理乎？’‘萬民豈復有尊卑貴賤於其間乎？聖人之心至公無私，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豈忍以一己之私慾，愚黔首以自固，阻人堯舜之路哉？’‘況資稟不齊，愚鈍不慧者，貴族亦時有之，況賤族乎？若是者，但可使由之而已。非欲隱之，力不給也。孔子所言者，勢也，非謀也。’可見其倡民權、主平等的思想，是其實學思想的重要方面。
‘上智下愚是謀身之工拙，非性品之高下。’茶山自撰墓誌銘，如是解釋‘唯上智下愚不移’。朱注‘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在人性論上，實則是繼承了韓愈的‘性三品’説，是以將等級社會合理化為旨歸的。茶山批判中世人性論，堅持用實學的人性論來解釋論語，從實踐性、行動性上考察分析人性。關於‘智、愚’他認為，智指明於利害，愚則指昧於利害，是‘謀身之工拙’，而非‘性品之高下’。視‘性三品’説是‘千古之大蔀’，主張性品無異，或上達為聖人，或下墮為狂者，皆因後天善惡之‘習’。關於‘不移’，茶山也作了明晰的釋義：‘守善者雖與惡相狎，習不為所移，故名曰上智慧；安惡者雖與善相狎，習不為所移，故名曰下愚。’不難看出，茶山意欲打破中世等級人性論，批判占統治地位的封建性必然論、命定論是不遺餘力的。
茶山此書系統之龐大完備，内容之創新宏富，不但在韓國前所未見，東亞地區亦少可比肩者，作為朝鮮後期實學派經典，具有重要的價值。(白源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