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麻雀语

这是一种以韵字代本字的音韵学创制秘密方式，即将所有本字均换成“箫”韵字代之。容肇祖 《反切的秘密语》文中，曾谈及此语。该文举例说： “如 ‘食饭’读为‘siaofiao’；‘读书’读为‘diaosiao’等等。一知道了一个字，就可以完全悟出来。”其定则是取本字(“所指”成分) 的声母与“箫”韵拼合而成。如“这小子不地道”，其“麻雀语”读法则是“早肖找跑掉倒”。后来已很少见说。然而，在本世纪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黑龙江农场的北方下乡知识青年和上海的中学生中间，却见有流传使用，但已非本来的“麻雀语”，而是“改造”式的。如“这小子不地道”，他们说“早这肖小找子跑不掉地倒道”，将本字置于“箫”韵代字之后，掺杂组合❶。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五音循环语”，但不一样。这种“宽式麻雀语”的定则是： 将本字声母与箫韵母拼合成为“能指”成分上字，再加上作为下字的本字(“所指”成分) 即成为一个完整的“能指”成分，其本字当然是“所指”成分。如果以A代表本字，以B代表本字声母，C为箫韵母，D为完整的“能指”成分，那么可以用如下公式表示：
D=(B+C) +A或D=BC+A
〔以上据曲彦斌《中国民间秘密语》〕
其所用“箫”韵，是学者们的归纳。实际生活中，并无那么多人懂得音韵，乃至某些语言科学工作者亦未必懂音韵学这被称为“绝学”的学问，因而并非使用严格的“箫”韵字，而是一种“宽式”用法，大体相似即可。
反切，又谓反语，是汉语的一种以上字取声、下字取韵调相拼合的传统注音方式。汉末服虔、应劭已用反切，而 《颜氏家训 ·音辞篇》 认为，反切由三国时魏人孙叔然（名炎） 首创，“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高贵乡公不解反语，以为怪异。”据 《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载：“童谣曰：‘诸葛恪，芦苇单衣篾钩落，于何相求？ 成子阁！’‘成子阁’者，反语‘石子冈’也。”是知这种注音方式很早即已被民间用来构造隐语了，连儿童也会使用。在汉魏六朝小说中，亦可发现这种语例。如 《古小说钩沉 ·甄异传》 中说：
此鬼无他需，唯啖甘蔗，自称高褐，主人因呼阿褐。或云：“此鬼为反语，‘高褐’者‘葛号’。邱垅累积，尤多古冢，疑此物即其鬼也。”
❷
又如《续异记》亦载
子然问其姓名，即答云：“仆姓卢，名钩。家在粽溪边，临水。”复径半旬中，其作人掘田塍西沟边蚁垤，忽见大坎，满中蝼蛄，将近斗许，而有数头极壮，一个弥大。子然自是始悟曰：“近日客卢钩，反音则蝼蛄也。家在粽溪，即西坎也。”
❸
由此可见，以反切方式造隐语，曾是汉魏以来颇为流行的一种语言游戏。后世以反切原理创制的“切语”，则是一种流行甚广的民间秘密语，俗谓“切口”。两者皆以“隐”为共性，而功能有异。从语言学的意义上说，这类“切语”同“反切”又相区别，即如有人提出的那样：❶
切语是社会上流行的一种隐语。它表现在口头上，是为了交流某些思想而应用的工具。切语之目的，在于求义。
反切是读书人用的注音工具，它的主要功用是为汉字注音。反切不表义，不作交际工具。反切之目的，在于正音。
唐宋以降，用反切原理构造的民间秘密语历行不衰，与语词形态的隐语行话一并或交互使用。其中比较典型的，当属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委巷丛谈》所记语料，颇为丰富。
杭人有以二字反切一字以成声者，如以“秀”为“鲫溜”，以“团”为“突栾”，以“精”为“鲫令”，以“俏”为“鲫跳”，以“孔”为“窟笼”……有以双声而包一字，易为隐语以欺人者。如以“好”为“现萨”，以“丑”为“怀五”，以“马” （骂） 为“杂嗽”，以“笑”为“喜黎”；以“肉”为“直线”，以“鱼”为“河戏”，以“茶”为“油老”，以“酒”为“海老”，以“没有”为“埋梦”，以“莫言”为“稀调”。
清末民初，因各地方言读音的差异，以及其它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所致，各类切语五花八门，广泛流行于不同地域、多种社会群体。仅语言学家赵元任《反切语八种》所记，即不止八种。他指出，在汉语中“最有系统，在音韵上也最有意思的是用反切的秘密语。”
❷汉语中最富表达能力的隐语行话，是藉改变语音为手段的反切式秘密语。
时至当代，这种以反切为基本构造原理的民间秘密语并未消失，仍在江淮、辽东等地的一些群体中流行。例如，淮北有的家庭，家庭成员日常对话，仍不时使用切语。辽东有些盲人之间交谈，亦习用旧时内部流行的盲人切语 (俗谓“盲佬语”)。
在民间，关于反切式秘密语，又有“徽宗语”一说。一部权威性辞书的解释说：“ （徽宗语） 流行在北京、天津一带盲艺人和迷信职业者中间的一种切口，主要为保密，因为迷信职业有好多话不便让外人知道。”
❸事实上，“徽宗语”不止流行在京、津地区，河南、安徽等地也多有流行。据调查，仅在河南老一辈民间戏曲艺人中，即流传着三种有关“徽宗语”来源的传说。一说，宋徽宗时人们不满于当朝昏暗，创此隐语来进行秘密联络，组织起义。一说，民族英雄岳飞遇难时，人们以此作为秘密联络工具，多方设法营救。一说，北宋沦陷后，金军为防止人民反抗，不许议论国事，人们即用此语交谈，以避金兵耳目。此外，有的地区还传说这是宋徽宗因耽于酒色，而用来同宫女调情使用的一种隐语。或传说，宋徽宗一行为金兵俘获时，是他与身边侍从交谈所使用的一种隐语。凡此种种，传说颇多。
究其实，“徽宗语”只不过是反切式秘密语中的一种。也许宋代宫廷、民间出于某种需要使用过，也许宋徽宗本人亦说过，又同其它切语存在一定差异，但不外乎反切式秘密语的变体之一。
在湖北襄阳、郧阳以及河南的南阳等地，民间长期流行着一种“三翻语”，相传因清末捻军起义时曾以此为军中秘密语，故有“捻语”之称。直至“文革”期间，仍有流行。其构成原理，是在本音之后加一个不必读出的音节，尔后交换韵母，构成两个新的音节代替本音读出。如“汉”，读如“害烂”，未读出的加音为“赖”；“江”，读如“借粮”，未读出的加音为“列”，等等。显然，“捻语”也是反切式秘密语的一种变体，即所谓“增音换位反语”。
此外，福州“八音摄”(又名“哨语”)、江浙的“同音切“等，虽同反切方式已存在较大差别，但从渊源而论，仍不失为反切式秘密语之遗制。
这里，介绍一个现实生活中实有真人其事的“切语世家”现象。
1990年夏，在筹备举办首届“中国民间秘密语行话研究专题学术研讨会”期间，我们收到了安徽境内某师范学院中文系一位副教授的来信。他在信中说：“我1935年出生在河南省沁阳市内，从小跟家里人学讲‘隐语行话’ （就是我论文中讲的那种切口），我们全家人，父母姐妹人人会讲。1943年，我跟父亲逃荒到蚌埠，在安徽生活了四十多年，对安徽的‘隐语行话’也做了搜集整理。”论文除提供了有关隐语行话的见解外，很有趣的则是他所出生的这个“切语世家”现象。他作为“切语世家”中健在的主要传人，并对北方反切语形态的隐语行话有所研究，对于考察隐语行话的传承轨迹这一科学研究课题说来，实在是位难得的人才，他提供的是具有实证价值的宝贵材料。
请看这位副教授的介绍：
我出生在河南沁阳城内，小时候觉得好玩，便跟家里人学 （说）“切语”。“切语”，又叫“切口”、“黑话”、“查洋”等等。据老年人说，早先的红枪会以及许多会道门的人都会讲这种隐语。
民国以后，河南失明的算命先生几乎人人会讲，几个算命先生在一起，总是讲切语，不讲正常的语言。所以人们又把这种切语叫做“瞎子语”。我小的时候就和算命先生对过话，他们中有的讲得很好，有的结结巴巴，也不怎么样。但总的说来，可以肯定，河南的算命先生都会讲这种切语。
从前，我父亲在河南老家做手艺，兼卖估衣，我们在旁边看摊子。人多时，父亲总是用切语告诉我们：“坎兰好搞！ 邪绞太勾！”意思是：“看好，小偷！”
1943年，我们家迁到了安徽蚌埠。那里也有许多人懂得切语。50年代，我在蚌埠一中上学时，就有一位姓吴的老师能讲切语。每到晚会或各种游艺会时，学生就叫他出节目，讲切语，逗得哄堂大笑。在学生中，讲得好、讲得多的是淮河流域正阳关一带的学生，他们中许多人能讲。
听说某市公安局有一个老侦察员，他在侦破案件时，能用各种隐语和对方攀谈，把对方弄得迷溜马拉的❶。到时候，你问什么，他答什么，许多疑难案子都能破掉。
这位“切语世家”的传人，自幼生活在一个上辈家庭主要成员及父母双方直系亲属都会讲“切语”并成为一种言语习惯的家庭环境之中。他的祖父原是小手工业者，后当了阴阳先生。他的被拐卖到江苏的大姐，刚学说话时就学说切语，因而讲得颇好。由于日久天长的影响，使之“觉得好玩，便跟家里人学”。事实上，这就是一种无意识的传播与潜移默化接受隐语行话的特殊传承扩布的现象。因为，当时年幼的受事者，并未具备使用这种语言的社会变体作为特殊交际工具的条件； 而其家庭成员，亦未曾有意识地出于某种特定需要向其专门性传授。当其学会这种“切语”后，用来和“算命先生”对话时，亦不过是出自一种好奇心理，“觉得好玩”罢了。
他的父亲，是位以制作牛角梳、牛角烟嘴为业的小手工艺人。据他说，当他生母和姐姐被歹徒拐卖外地之后，就由其父亲带着他同妹妹一同生活，以加工牛角梳等手工艺品兼摆摊出售估衣糊口。老人家在临街的铺内进行手工劳动，由他们兄妹俩看守前面的货摊。当其父亲在一些情况下需要提醒他俩什么时，碍着众人面前不便明言，于是即以他们幼时已逐渐听懂会说的“切语”来传达所要说话的意思。直到这时，以往在无意识中传播亦在无意识中掌握的“切语”，才在现实生活需要中正式派上了一定的用场。其父在世时，父子对话一向用切语。现在，他的孩子也能听懂他用切语与爱人谈话。俗话说，有心浇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后半句，恰同上述现象有其相近之处。
应当注意，这个“切语世家”的出现，并非是孤立和偶然的现象。在其外部，当时存在着一个相应的具有亚文化氛围的社会大环境。其家庭上辈的主要成员、亲属，以及少年时代，即朝夕生活在这种有讲“切语”语俗的外部社会环境之中，是这个亚文化群体的固有社会成员。即如这位先生所谈到的，在其原籍和客籍之地，都有着相当多的人会用这类“切语”进行言语交际，直到读中学时，还遇到一位能讲切语的老师。因为自身熟悉这种语言变体，所以凭其耳闻的直感则极易发现会讲此语的人。可以说，这是一种特殊的民俗语言文化嗅觉。
他凭切身体验和所受过的专业知识训练，将原籍河南沁阳的切语同客居地安徽蚌埠的切语作了语音学上的比较，发现了由于方音差异所带来的拼切上、下字声调方面的细微差别。这一事例说明，受过专业训练而又出自“切语世家”的他，在进行民间隐语行话 （尤其是反切语等语音学构造形态的） 科学研究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应该说，这是他从这个“切语世家”获得的一份颇有价值的文化财富。
从这例“切语世家”现象不难使我们得出这样的判断，即在其原籍、客籍乃至其它一些地域，至今仍存在一定数量的同类现象，有待有关领域的人文科学工作者们及时地发现、调查，为科学研究抢救、积累一批具有可观价值的资料。毋庸置疑，这是一项很有科学意义和应用研究前途的工作。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除家庭成员间隐语行话自然性传承扩布而外的地域群体的同类现象。例如，旧时在一些帮会成员、土匪团伙成员比较集中，或经常出没的村落、地区，其方言语汇中吸收的有关隐语行话材料则相对较多。东北的吉林，曾是胡子长期活动的地区，许多土匪本即当地人。因而，当地方言中吸收一些胡匪隐语行话的机会就比较多。如“起皮子”，本指起事开局，方言用指闹事、起哄；“花舌子”，本指说合人，方言用指玩嘴皮子、满口空话者；“卧底”，指打进内部接应，方言取义与之相近；“点背”指不顺气，方言仍取此义；“明了”，指被人知晓，方言仍取此义；“烫了”，指受伤，方言用指受骗、遭到伤害或损失等。凡此，均属非意识性的自然性传承扩布的结果。
从文化学讲，隐语行话的各种传承轨迹，主要是作用于亚文化群体内部的文化交流与传播过程的印证。考察这一轨迹，对于发现和研究隐语行话源流、性质、构成、功能等诸方面的规律性特征，都是富有积极意义的。同时，对于深入考察使用各种隐语行话的社会群体的当行行事、文化心态、活动规律，乃至其性质、历史与人员成分的构成等项，都不失为一种具有实际价值的科学探索途径。
〔以上据曲彦斌《中国民间隐语行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