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权同经营权能否适当分开

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权同经营权能否适当分开，长期存在争论。所谓所有权同经营权适当分开，是相对于全民所有制企业而言的，意指生产资料全民所有权不变，而占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归企业掌握。早在1962年，苏绍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他在《试论生产资料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学术月刊》，1962年第6期) 一文中，就提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开的观点。由于各种原因，这个问题未能展开探讨。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近几年中，这一问题才引起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主要有四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权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离。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化大生产，经营日趋复杂化、多样化，国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企业直接进行管理，应该把生产资料经营管理权让给企业，扩大其经营自主权，以便把社会主义经济搞活。其理由是：(1) 国家和企业是不同利益的代表者，在社会主义阶段，劳动尚未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劳动者还要从物质利益上关心他的劳动成果。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每一企业，都要求享有管理企业的自主权和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2)生产资料所有权同经营权的分离并不意味着改变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掌握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企业的创办和关停并转，都要由国家决定； 企业对生产资料的经营管理权要受到国家的严格限制； 国家与企业不是两个不同的所有者，而是同一所有者内部全部与局部的关系；(3) 国家所有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不是一回事，事实证明，把两者等同起来，会把国民经济搞得很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4) 企业之间仍然存在着商品交换，国家不能无偿地调拨企业的产品，企业也不能无偿占用国家生产资料。
另一种观点认为，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是不可分离的。理由是： (1) 所有权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是通过占有权、使用权和对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的支配权来体现的，全民所有制是以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为特征的，生产者既是所有者，又是使用者、管理者、支配者，使用和支配是由所有与占有决定的，两者的分离不能构成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形式； (2)不能简单地用生产资料所有权与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的分离来解释社会主义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不全面取消指令性计划，只要企业领导人由国家委派，就根本谈不上“两权”分离。
第三种观点认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两权”分离固然有其积极作用，但仍然存在严重弊端，必须使“两权”统一，让生产资料所有权人格化。理由是： 国家拥有所有权，企业很难得到充分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而同时，国家的经济利益无人代表，国家在企业中的“资本人格化”被架空，必然造成宏观失控，企业缺乏代表长期利益的力量，使企业行为过分追求政治化。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只有使“两权”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得到统一。其统 一的途径有三种思路： 改全民所有制为集体所有制； 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股份化： 改变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分配形式，增设企业的分红基金。“两权”统一这一办法的实行，体现了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性质和特点，又是企业作为相对独立商品生产者的客观要求，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实践证明，这一办法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逻辑上是合理的，在实践中是可行的。
第四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为社会主义国家与企业双层共有，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是全民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且同时要对生产资料局部地实行直接支配、管理和使用。理由是： (1) 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只是在纯粹抽象意义上的生产资料所有，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认为企业只是占有而不是“所有”生产资料，不仅使国家所有制成为一句空话，而且也不可能解释广大职工何以是企业的主人。(2)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的使用者与法律所有权是同一的主体； 只有统一，才能实现其经济价值，才真正体现了完全所有权，因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只能是统一的。(3)在我国，国家对企业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国家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拥有最高或最终的所有权和总体的经营权，以及宏观决策指挥权，企业只对归其占有的生产资料和产品享有所有权和具体微观经营管理权，从整体上看，国家与全民所有制企业在不同的层次上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