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日伪统治时期1932—1945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吉林省沦陷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本侵略者在继续维持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同时，大力推行“满洲开拓”政策，极力扩大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以满足其对粮食的迫切需求。到1943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达到9543. 4万亩，是历史上农作物播种面积最多的一年，比1929年的农作物播种面积扩大了2 364万亩，增长38.31%。其中，粮豆作物面积达到7 512万亩，比1929年的5 997万亩增长25.26%。尤其是玉米、荞麦等作物，种植面积成倍增长。1944年，玉米面积扩大到1594. 5万亩，比1932年的467. 55万亩增长2.4倍，占全省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比重由民国时期的第4位跃居到第2位。1941年，是该时期全省水稻种植面积最大的一年，达192. 5万亩，比1934年的57万亩增长了1.6倍。1942年荞麦种植面积达149. 4万亩，比1934年的63. 75万亩增长1. 34倍。在此期间，高粱、谷子、大麦、小豆、糜子等粮食作物面积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大豆、陆稻等作物种植面积有所下降。经济作物（当时称为特用作物）发展速度快。1943年，全省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达263. 2万亩，比1934年的106.95万亩增长1. 5倍。由于日本侵略者推行血腥统治、残酷压榨和掠夺资源的政策，并最大限度地增加农民交纳出荷粮、捐税和兵饷等，使农业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农民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无力投资改善生产条件，种植业呈现出面积扩大、产量下降的局面。据该时期9年间统计资料反映，粮豆年平均总产为511.48吨。其中，粮豆产量最高的是1938年，总产量为592. 78万吨，比1929年的645. 64万吨减产8.2%。粮豆产量最低的是1934年，总产为303.74万吨，比1938年减产48.8%。
在1945年“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的3年解放战争时期，吉林省在“解放区”开始了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分得了土地、耕畜和农具，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进而使农业生产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而“国统区”则继续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和血腥统治，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耕地大量撂荒。到1948年，农作物播种面积只是1935年的水平，与1943年相比，减少近2000万亩。
纵观近代农业的发展，吉林省种植业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生产关系的长期束缚下，广大农民饱尝地主阶级和侵略者的剥削、压迫，加之耕作方法陈旧、栽培技术落后，种植业发展十分缓慢，粮食产量低而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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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伪统治时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吉林省沦为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者操纵着吉林省林业管理机构实权。伪满政府成立不久便开始实行大片森林官有和中央统管的方针。林业管理机构的设置，除继承民国期间的某些做法外，主要还是采用当时日本的模式。这些机构成为日本侵略者掠夺吉林林业资源的工具。其间采伐量持续骤增，大片森林遭到掠夺式的采伐，加之以“清匪”为名，对村边、路边的林木进行焚毁，致使森林资源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森林覆盖率大减，在许多地方原始森林几乎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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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伪统治时期1931—1945年

东北沦陷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大肆掠夺畜产资源，于1937年开始实行两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采取增拨经费，设置种马场、绵羊改良场，引进优良品种，加强防疫等措施，对畜禽进行改良，以便增产猪、牛、羊肉和牛皮、羊毛等畜产品。并将所有畜产品作为军需物资，列入物资动员范围，实行“畜产品强行征购”的政策，使畜牧业生产处于徘徊停滞的状态。据榆树、农安、前郭、扶余等16个重点县统计，1945年与1935年比较，马增加了12.96%，牛减少19.92%，骡减少了7.77%，驴减少10. 05%，羊增加33.75%，猪减少45.88%。特别是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全省强行征购马、骡39万匹，牛45万头，羊37万只，猪113万头。
1946—1948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土匪抡掠，加上战争的消耗，全省畜牧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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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伪统治时期1932—1945年

日本帝国主义出于对中国自然资源掠夺的目的，制定了一些刺激生产发展的政策，同时对特产项目实行专管，全面控制。1939年，伪满洲国公布了特产品专管法，成立特产品专管公社，当时专管的特产品包括大豆、苏子、小麻子、花生、亚麻仁、向日葵等。1941年，对人参实行“统治管理”，同时号召资本家、商人、地主向参业投资，人参面积又有回升。这一时期，果树生产发展较快，1935年全省有4个县栽种果树，面积为112公顷。到1943年已有20个县栽种果树，面积为1 561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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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伪统治时期1931—1945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为殖民地。日本侵略者对渔业实行了垄断和掠夺的政策。1932年开始在省、县建立水产行政、事业和企业机构。1934年公布《水产业开发实施计划纲要》。1937年制定《渔业取缔法及实施细则》，实行渔业登记制度。1942年，全省渔业户2 573户，渔业劳动力10 733人，渔船2 616只。各类渔具有：定置渔具的亮子已达113处，冰槽子52处；定所渔具的大拉网75趟，小拉网6趟，待河网151趟，铁脚网126趟，游动渔具的挂网273片，扒网628趟，旋网31趟，钩钓类345盘，其它笼拦等杂渔具661个。水产品产量达到1. 2万吨。1944年为保障其侵略战争的需要，公布《水产统制法》，实行水产品“出荷”和重点配给的办法。同时大力强化渔业捕捞，强迫渔民下江下河，进行“竭泽而渔”式的生产，使水产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尽管捕鱼工具有所改进，生产规模有所扩大，但是，由于侵略者垄断和掠夺，并用多种多样的苛捐杂税盘剥渔民，使渔民生活极端困苦，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致使水产生产处于停滞不前甚至逐年下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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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伪统治时期1931—1945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吉林省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农职性质的学校基本停办。1936年仅有吉林、延吉和辽源3所农业学校。1938年日伪政权为推行“新学制”加强实业教育，以期开发和掠夺农业资源，扩大侵略战争，农业学校增加13所，并创建15所农科性质的国民高等学校。1940年在长春市创建1所“新京”畜产兽医大学，学制三年，设畜产兽医专业，学生171人，教师19人。1940年在大赉创办水产科国民高等学校，有教工5人，招6期学生，两期毕业生，约百人。专业教师由营口水产校兼课，1945年8月停办(表4-3-3、表4-3-4、表4-3-5)。

表4-3-3 1931—1936年省立农业学校情况

学 校 名 称	校 址	学生人数	教员 数	注
吉林省立吉林农业学校 间岛省立延吉农业学校 辽源农业学校（当时属于奉天省）	吉林市东局子 延吉市北山街 辽源县城龙王庙街	96 84 113	3 11 13	实行新学制前在东北共 有农业学校21所，其中属 于吉林省所管有三所

表4-3-4 1938年农科国民高等学校情况

校别 项目 省别	国民高等学校
	校名地址	数量
吉林省	吉林市、农安、德惠、榆树、怀 德、双阳、扶余	7
间岛省 通化省	延吉、珲春 通化、柳河	2 2

校别 项目 省别	国民高等学校
	校名地址	数量
奉天省吉林省 兴安省 合计	东丰、海龙、梨树 大赉	3 1 15

表4-3-5 1932—1944年农业职业学校情况

学 校 名 称	校 址	建校时间 （年份）	学 制 （年）	学生数 （人）	教师数 （人）
吉林省立农业学校 吉林省立磐石农业学校 吉林省立新站农业学校 吉林省立前郭旗农业学校 吉林省立扶余农业学校 吉林省立伊通农业学校 吉林省立九台农业学校 公主岭农业学校 吉林斋斋农林学校	吉林市 磐石县 新 站 前郭旗 扶余县 伊通县 九台县 公主岭 吉林市	1936 1937 1937 1937 1937 1937 1937 1937 1940	3 2 2 2 2 2 2 2 4	197 50 50 50 50 50 50 150 1班	9 6 6 6 6 6 6

（续）

学 校 名 称	校 址	建校时间 （年份）	学 制 （年）	学生数 （人）	教师数 （人）
蛟河农业学校 长白农业学校 集安农业学校 抚松农业学校 舒兰县立农业学校	蛟河县 长白县 集安县 抚松县 舒兰县	1940 1940 1940 1940 1940	3—4 2 2 2 2	6班 2班 2班 2班 2班
延吉私立朝阳川学校 延吉头道沟农业学校	朝阳川 头道沟	1940 1944	3 3	6班 3班	10 6

　注：表内学校多数改为国民高等学校。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到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吉林省存在着两种政权和两种不同性质的教育制度。一种是解放区的人民教育；一种是国统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
1946年5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在美帝支持下，发动内战，大举进兵，先后侵占吉林省部分地区。在吉林、长春二市建立两所农业院校，一所是把伪满学生集中起来办长春大学的农学院；一所是在吉林市八百垅把伪满第一国民高等学校的学生集中起来办吉林省立农科职业学校。由于依然推行党化教育，法西斯管理与控制，血腥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再加上解放战争迅猛进展，爱国师生纷纷逃往解放区，直到吉长二市解放，没有毕业生。1948年3月9日吉林市解放，接收了吉林省立农科职业学校，改名为吉林省农业学校。根据1948年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发《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和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于1949年作出《关于整顿高等教育决定》的精神，于1949年4月在吉林省延边大学内设农学部，内有农林、牧医两个学科，在同年3月15日将吉林省农业学校改为大专，命名为吉林省立农业专门学校。设农艺、牧医和农田水利三个专业，学制四年。当年春秋两季首次招收两批学员，在校生达到243人，教师30多人，职工20多人，毕业生4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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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伪统治时期

1931年（民国二十年），东北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大肆掠夺，捐税繁重，农民生活水平日下。据1936年对达子营雇农家庭生活调查，年人均生活费只有9.34元（伪币），其中伙食费占全年总支出的60%，人均只有5.65元（伪币），住房费约占全年总支出的28.6%，衣服鞋帽开支，仅占全年的22.2%。
大孤山甲大营城子屯农民生活状况，全屯24户，246口人平均每人每年生活费13.81元（伪币），其中，食品类人均7.78元，占56.5%，烟酒类人均0.27元，布、棉花人均1.54元，住户费人均1.36元，其他2.85元。平均每人每年消耗猪肉2.5市斤，白酒0.6市斤，在24户中，仅有1户花2.25元买鱼，4户买糖，平均每人不到半市斤。
农民住房标准很低。除极少数地主住瓦房外，其余均为土坯草房，佃户、雇农完全靠租房住，甚至二、三户同住一室。尤其南部山区，多数农民住马架子（简易草坯房），或地窨子。
农民衣着。均以粗布自家缝制，富者一年单衣、夹衣、棉衣齐备，中等以下生活水平的农民，一年只有单衣和棉衣，一件衣服要穿数年，补了又补，很少有钱缝制新衣，极贫者衣不遮体，甚至十一、二岁的男孩，身无寸布。
因贫富不一，农民拥有的家俱数量也不一。地主家有疙瘩柜，桌、椅，以及各类木箱等，一般中等生活水平的农民，则十分简陋，极贫者家徒四壁，一无所有。
1940年6月，日伪当局实行农村生活必需品配给制。1941年4月，发放居民“通帐”。对火柴、食盐、布、肥皂、煤油等物品实行定量配给。1944年2月，日伪当局强制推行《非常时局经济管理法》，禁止民众平日食用大米、白面。买卖大米、白面被当作经济犯逮捕坐牢。此间人民生活极度困苦，买不到棉布缝衣，只好以配给的更生布（再生布）缝制，极贫家的孩子终年光身赤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