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曲折前进阶段1958—1978年

前8年间水利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 极大地鼓舞了全省人民群众兴修水利，战胜干旱的坚强信念和空前的积极性，然而进入1958年，全国吹起了“大跃进”的号角。是年2月，中共甘肃省委二届二次全委会上，提出了“鼓足干劲，苦干三年，力争工农业跃进再跃进”及“奋斗六年，提前四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口号和目标。随后，浮夸风、瞎指挥迅速泛滥起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等主观唯心主义的口号竟然能通行无阻，竟相引用。受这种思潮的影响，甘肃水利战线也构想出如百库千渠万眼井之类的口号，竟然准备在一、两年内全省兴建上百座水库，实现库塘渠网化等等。尤其是号称“共产主义工程”的引洮河水上董志塬的水利工程，在没有进行最起码的勘测规划等前期论证工作的情况下， 于1958年6月17日在岷县古城举行了有省委书记、副书记、常委、省长、副省长、省直各部委厅局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各地委书记等1.2万人参加的引洮工程开工典礼。该工程计划自岷县洮河古城水库(土坝高42米，库容3亿立方米)引水上山，经会宁县的华家岭等分水岭，通过宁夏自治区的西吉县，到甘肃庆阳的董志塬，经23个县，总干渠长1 400公里，14条干渠总长2 500公里，引水流量150—170秒立方米，年引水量28亿立方米，计划灌地100万公顷。原计划由地方及农民各集资1 000万元，两年建成。显而易见，进行这样巨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当时在资金、设备、材料等方面，在必须的技术准备方面，都是与实际需求相差甚为悬殊的，矛盾会必然日趋尖锐，最后不仅工程料款无以为继，就连民工生活亦难维持，终于不得不在1961年6月停工下马。三年勉强维持，耗去劳力6 000万个工日(最高上工人数达17万民工)，浪费国家投资1.6亿元，完成土石方开挖1.6亿立方米，占计划工程量的8%，一分地也没灌上，全部为无效劳动。可以说是甘肃水利事业上的一次历史性的重大失误与挫折。
经过“大跃进”的挫折后，全国进入了“三年调整”时期，甘肃的水利建设转向以巩固现有工程效益为主的轨道上来。从1964年开始，在河西各地区有选择地试办干支渠道的高标准衬砌工作，当时进行试办的有武威西营河灌区二干渠、民乐县童子坝渠、临泽县沙河渠、酒泉县讨赖河北干渠等，采用混凝土或浆砌石衬砌。同时还在武威县金塔河灌区进行田间工程配套试点，并总结出“四改一建”的用水管理经验(即：改按行政区划配水为按渠系配水；改过分集中轮灌为合理分组轮灌；改大水串灌漫灌为沟灌畦灌；改按亩配水收水费为按方（水量）配水收水费；建立基层灌水组织)，在全省灌区推广。还在河西各灌区广泛推行“四好农田建设”，即：好渠道、好道路、好林带、好条田(以后有的灌区又增加一项好居民点、变成“五好农田建设”)总之，在一段时间虽不很长，但由于能够尊重科学，讲求实效，保证了工程健康发展，工程效益得以较好发挥。
从1966年开始的“文革”十年动乱，再次使全省水利战线受到“左”的干扰，许多水利事业机构被撤销，大批水利科技人员下放劳动。进入70年代，在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后，全省水利建设在“农业学大寨”，大搞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中，又发生了严重的“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等错误作法，据统计，在全省开展的打井运动中，很多未经水文地质勘查，甚至有的地方把井位选在了山梁上，打了不少干井，基本上有1/3是无效劳动，损失浪费惊人。但是，也无可否认，在这十年当中，国家增加了对水利建设的投入，全省人民群众付出了巨大努力，使水利建设仍然取得了较为重大的进展与成就。在河西走廊修建了一大批中型水库工程，如金塔县的解放村水库，临泽县的鹦鸽咀水库，民乐县双树寺、瓦房城水库、山丹县的李桥水库、武威市的西营水库、南营水库等等，还有高台县摆浪河水库等众多的一批小型水库，都是在这个时期先后建成的。这批水库工程的建成，大大增强了河西灌区水源调控能力，改善了引水条件，提高了灌溉保证率，为河西商品粮基地的建设增添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在中部沿黄河地区，发展了以景泰川电灌工程为代表的具有甘肃地方特色(用黄河的水能发电，用水电再提取丰富的黄河水源灌地)的一大批高扬程大流量的电力提灌工程，如景电一期工程，靖会电灌工程，刘川电灌工程，兴仁堡电灌工程，皋兰西岔电灌工程等等，也都是在这个时期先后开工兴建的，为改善中部干旱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开创出一条新途径。在全省普遍开展的机井建设运动，把开发利用地下水的水平推向了一个崭新阶段。与此同时，水利战线还开展了兴修梯田、砂田、沟坝地的“三田”建设，河道治理工程，小水电建设等等多方面的建设事业，而且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
总之，这20年是甘肃水利事业极其重要的发展阶段，仅在这20年间，全省共建成大中型水库21座，总库容13.4亿立米，占全省现有大中型水库28座的75%，蓄水能力占全省总库容22亿立米的63%，截止1978年统计，全省有效灌溉面积达到84.87万公顷，保灌面积64.02万公顷，成为甘肃农业基础设施中一笔世世代代发挥作用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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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曲折前进阶段1958—1978年

1958—1960年，农村掀起 “大跃进”和 “人民公社化”运动，原高级农业社迅速转为人民公社.实行“一大二公”的公社体制，土地大调整，耕畜大调度，社员自留地和养猪饲料田被取消。耕畜所有权归公社和生产大队，生产队仅有使用权。在开展大规模兴修水利和深翻土地的农田基本建设中，公社和生产大队无偿平调生产队耕畜，搞“大兵团”作战，原高级农业社形成的一套耕畜饲养管理和使役制度遭到破坏，大批耕畜劳役过度，淘汰死亡增多。同时，普遍发生平调社员养猪归集体饲养，掀起大办集体猪场和全民养猪运动，背离了原“私有私养公助为主，集体饲养为辅”的养猪方针。全省社员养猪比重由公社化前的80%降至40%以下；而靠平调办法建立的大批集体猪场，由于饲养管理、饲料及卫生条件跟不上，繁殖成活率低，发病死亡率高，集体养猪也未真正发展起来。1960年，全省畜禽年末存栏量比1957年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甚至还低于1949年的水平。
1961—1965年，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农村人民公社“十二条”、“六十条”。耕畜方面，按照“队为基础，三级管理”的体制，明确了生产队对耕畜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实行繁殖幼畜“一条腿”奖励政策及减免农业税政策。生猪方面，全部退赔大办集体猪场时平调社员的猪只，贯彻“以私有私养为主，公养和私养并举”的发展养猪方针，按比例划定社员自留地和饲料地，集体提留一定的养猪饲料粮保护母猪，压缩城市商品饲料粮供应量，商品饲料70%～80%供应农村社员养猪，20%～30%供应公社以下的集体猪场。畜产品收购上，对社员交售给国家的生猪、家禽、鲜蛋、菜羊、菜兔等，全面实行奖售饲料粮和日用工业品的政策，并适当提高了收购价格。经过5年的调整，畜牧生产有所回升，尤以生猪发展最快。1965年与1960年相比，生猪年末存栏量和年出栏量分别增长了1.38倍和2.4倍。
“文化大革命”期间，畜牧业受极“左”路线影响，各地对社员养猪特别是养母猪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限制，再次强调发展集体养猪；对大牲畜繁殖幼畜“一条腿”奖励政策，视为“物质刺激”被取消；对社员饲养家禽以糟蹋集体庄稼为由，实行“限养”、“禁养”；县以上畜牧兽医机构也大部分精简撤销，人员下放，疫病防治工作削弱。1967年、1968年生猪生产连续下降；大牲畜和其他畜禽也徘徊不稳。70年代开始，全省认真落实国务院北方农业工作会议精神，重新肯定“六十条”中的有关政策，贯彻“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养猪”的方针，因地制宜地采取了各种鼓励社员养猪的措施，加上粮食生产稳定增长，全省以生猪为主的畜牧业生产又得到一定发展。“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头两年，畜禽生产开始在南京等大中城市试办大规模机械化、半机械化养鸡场，探索现代化养鸡的路子。至1978年底，全省各类畜禽年末存栏量（除大牲畜略有下降外），比1957年均有不同程度增长，畜牧业产值达到22.24亿元，比1957年增长115.30%。20年间，全省畜牧业经历较大曲折起伏，发展速度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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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曲折前进阶段1958—1965年

从1958年起， 由于当时 “左” 的指导思想和自然灾害， 给畜牧业带来了诸多矛盾和问题， 生产出现滑坡。1961年以后， 贯彻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八字方针，畜牧业在调整中得到恢复和发展。
(1) 生猪生产在调整中快速恢复。1958—1962年， 生猪生产连年下降， 存栏由532万头， 下降到431.8万头， 出栏由372.7万头， 下降到252.7万头。1963年， 恢复 “公养和私养并举， 以私养为主” 的养猪方针和一系列扶持政策， 养猪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到1965年， 全省存栏生猪达608.1万头， 比1957年增长15.43%, 出栏肉猪430.3万头， 增长59.02%, 猪肉产量18.43万吨， 增长55.5%。
(2)耕牛缓慢恢复。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 耕牛作为生产资料全部归集体所有， 由生产队统一管理。由于责、权、利关系不明确， 管理粗放， 导致耕牛大量减少， 在1963—1965年3年调整时期， 耕牛的恢复也很缓慢。据统计， 1962年， 全省牛存栏177.8万头， 比1957年减少37.3万头， 减少17.3%, 年均递减3.9%。到1965年， 牛存栏恢复到200.2万头， 但比1957年还少14.9万头。这一时期， 乳牛饲养有所增加。1965年， 全省饲养乳牛0.5万头， 比1957年0.3万头增加0.2万头。
(3) 家禽生产缓步发展。养禽历来是作为家庭的副业经营， 受所有制变更的影响较小， 起落不大。1957年， 全省存笼家禽2 523.1万羽， 1962年为2 871.1万羽， 略有增长， 1965年， 全省家禽存笼和1962年比较， 基本持平， 但禽蛋产量达到5.3万吨，比1957年的 3.9万吨， 增长35.9%, 年均递增3.9%。
由于畜产品产量的不稳定， 这一时期畜牧业产值及其所占的比重也有较大的波动。按1990年不变价，1962年， 全省畜牧业产值10.85亿元， 比1957年14.51亿元减少3.66亿元， 减少25.22%, 年均递减5.6%。按当年价格计算， 1962年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13.8%, 比1957年下降0.3个百分点。按同样口径计算， 1965年， 全省畜牧业产值18.15亿元， 比1962年增长67.3%, 年均递增18.7%; 畜牧业产值所占的比重达到14.5%, 比1962年增加0.7个百分点， 比1957年增加0.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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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曲折前进阶段1958—1965年

这期间， 水产业受到了 “左”倾错误的影响， 生产一度滑坡。但由于加强了领导， 贯彻 “以养为主， 养捕并举； 以鱼为主， 全面发展生产” 的基本方针， 水产生产仍得到了相当的发展。60年代初， 家鱼人工繁殖技术的突破， 从根本上扭转了依靠长江鱼苗发展养殖生产的被动局面。经过几年的调整， 到1965年， 养殖水面达到10.17万公顷， 比1957年增加2倍； 水产品总产量67 904吨， 比1957年增长15.27%。此外， 在这8年中还先后创办了省级水产专业学校和水产科学研究所， 建立了254个国营水产 （鱼种） 场和696个社办渔场， 为水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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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曲折前进阶段1966—1978年

从1966年开始的10年 “文化大革命” 动乱， 使江西农业科技事业遭受严重破坏。科研机构被撤， 科研人员下放， 图书资料散失， 仪器设备损坏。1968—1969年， 有15个省直农业科研机构被撤销， 大批科技人员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但不少科技人员身处逆境仍坚持科研，利用60年代亲本材料进行杂交选育， 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60 年代中后期， 一批具有早熟、高产的水稻新品种， 如 “6044”、“7055”、“井农3号”、“赣南早11号” 等相继育成； 1966—1970年全省推广 “三矮—粳”水稻良种； 1973年， 颜龙安等在国内率先选育出第一个野败不育系 “珍籼97A”， 实现杂交水稻三系配套。到70年代， 已形成以杂交育种为主的多种育种途径相结合的水稻良种育种体系。由于水稻育种的突破， 1976年， 全省粮食产量达1 125.74万吨，比1949年增长1.9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