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文化状况

(1)起步阶段(1949—1957年)。新中国的建立，给农村文化艺术活动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天地。东北人民政府在1949年11月，颁布了《东北区文化馆试行实施办法（草案）》，1950年又接连下发了《东北区文化网的组织工作纲要试行条例》和《关于建立文化网及其工作任务的决定》。据此建立起来的各级人民文化馆，依照农村的实际，通过召开讲演会、座谈会、文盲诉苦会、演出《识字好》、《姑嫂上冬学》、《夫妻学文化》、《不识字的苦处多》等文艺节目，不断提高群众对识字教育的认识，一个学文化的热潮在吉林大地掀起，据1952年的统计，全省有农民教育班3 094个，学员67 853人。与此同时，各地配合《婚姻法》的贯彻、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运动的展开，纷纷举办黑板报、幻灯放映、图片展览和文艺演出等各项活动，农村文化艺术活动呈现了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1955年春，全省农村出现农业合作化高潮。为此，许多县文化馆的干部背着行李，携带宣传工具，走乡串屯，试办农村俱乐部，当年底，全省建起农村俱乐部500多个。这些俱乐部一般地都开展了板报、喊话、图书流动、图片展览、幻灯放映、读报宣传、戏剧演出、歌咏竞赛等活动。1956年，伴随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全省各级文化主管部门，积极扶植农村俱乐部，使俱乐部发展到6 615个。其他文化组织也都相应发展，业余剧团达6 443个，图书室达2 788个，农业技术研究小组达677个，幻灯放映站达725个，创作组达2054个，歌咏队达792个，形成了以俱乐部为中心的农村文化网。
(2) 曲折发展阶段(1958—1965年)。1958年在各行各业都要“大跃进”的极“左”思潮影响下，农村文化艺术活动出现了“人人写诗，人人作画，人人演戏”和“县县建立博物馆，乡乡办展览”的“跃进”局面。在大炼钢铁、兴修水利的工地上，在深翻土地的现场，时时出现赛诗打擂“放文化卫星”的情景。一些业余剧团脱离生产，铺张浪费，盲目向职业化发展。各种文化组织大量创作、绘制，搜集、编选墙头诗、歌谣、黑板报、幻灯片、连环画和群众演唱材料，以“百样活动，千种形式”宣传“三面红旗”。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吉林省先后召开全省文艺工作会议和全省群众艺术馆长座谈会，印发了《关于目前农村群众文化艺术工作的八项规定》、《关于调整农村人民公社文化站的意见》等文件，纠正“大跃进”中农村群众文化活动中的一些偏向，初步改变了“写中心、画中心、演中心、唱中心”的错误作法，基本上摆正了农村文化工作与农村发展、农民群众对文化需求之间的关系，恢复了农村文化机构的正常运行机制，农村文化事业出现了全面发展的形势。
(3) 受挫阶段(1966—1977年)。1966年下半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农村文化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群众文化机构被砸乱，许多为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活动，被当成“封、资、修”而遭到批判。不少农村文艺活动骨干被作为“牛鬼蛇神”揪斗。1972年前后，一些文化馆、站被改称“毛泽东思想宣传站”陆续恢复活动，主要是画“红海洋”，组织跳“忠字舞”，普及“样板戏”，唱“革命歌曲”，讲“革命故事”，学习、推广“小靳庄经验”等。
(4) 全面发展阶段(1978—1990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文艺事业走上了健康的道路，迅速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79年，吉林省文化局在白城市召开全省群众文化工作会议，明确指出： 农村文化工作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当地群众实际需要出发，开展以群众文艺创作为中心的丰富多采的业余文化活动。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各地普遍建立了中心业余创作组，办好业余剧团，创办书报阅览室、展览室和综合文艺活动室，开展时事报告会、科技讲座会、文艺演出会等活动。书曲艺人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编新、唱新，丰富了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1981年8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1983年9月，中共中央又批转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4单位《关于加强城市、厂矿群众文化工作的几点意见》。各地各级党政领导，进一步把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作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之一，把农村文化事业纳入“两个文明建设”的总体决策中加以实施，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和图书室、博物展览事业，出现了勃勃生机，以文化馆、站为中心的群众文化工作网，向多体制、多层次、多渠道的方向发展。许多地方把公社所在地建设成熔文艺演出、群众文化、科学普及、群众体育、广播宣传为一体的文化活动中心。1981年底，全省农村文化活动中心83个，1981年发展到96个，至1985年则发展到307个。这类文化活动中心一般拥有小剧场、图书室、画廊、展览橱窗、半农半艺小剧团等。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变化，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已不满足于你演我看、你讲我听、你写我读的方式，而是积极参予，自我娱乐，拿起笔来画图画、拿起话筒唱新歌、走上舞台演节目。在这种形势下，“文化专业户”、“家庭文化室”、“联办文化室”在各地普遍出现；群众性的美术、音乐、文学社团等组织遍地开花；歌厅、舞厅、茶座等新型文化场所也在有些乡镇兴起。一批农民画、儿童画、剪纸等作品从乡镇走向城市，并冲出国门，挤进世界的艺术之林。音乐活动相当普遍，一场场歌会在各县举办。可以说，农村文化遵循“百花齐放”的方针，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直接配合政治运动走向寓教于乐，从欣赏型走向参予型，并打破了旧有的框框，逐步形成了国家、集体、个体共办农村文化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