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产自救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省贫困人口众多，青海省大力组织灾区群众生产自救。1953年发放救济款项16.2万元，组织大车750辆、牲畜1 300多头（只）和灾民2万多人参加以工代赈，收入30万元，解决了12.6万重灾民的口粮和籽种。1954年春夏期间，全省有10个市1 142个村、4.79万户、23.36万人缺少口粮。1957年春夏季，部分地区灾区严重缺粮。海晏、互助等10个县缺粮达3.67万户、19.7万人，占10县总人口的20.73%。省民政厅就此召集西宁市和农业区各县民政科局长座谈，组织副业生产，开展互助互济。互助县发动群众挖药材、搞运输等，收入20.36万元，县供销社收购杂铜碎铁收入3.6万元，食品公司收购灾民生猪607头，计2.67万元。玉树州有953户牧民开展挖贝母、虫草和打猎等副业，收入7.4万元。1961年，青海省灾情虽重，但生活稳定，生产自救有序。海北、海西、黄南3个州和乐都、民和、大通等地副业收入达397万元。全省采集代食品5200万千克。“文化大革命”期间，生产自救工作几乎无人过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生产自救工作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81年，青海省农牧委和海东行署在乐都县召开抗旱救灾现场会议，为海东地区的灾区解决籽种补助款、人畜饮水工程补助款、救济款、无息贷款等255万元，各县又自筹资金50万元，用于生产自救。1986年，青海省东部农业区灾害频繁，灾后各地积极组织生产自救。湟源县塔湾乡组织9个村的农民群众在做好清淤、扶苗、补种、除草工作的同时，还组织乡农科站和各村示范户76人参加植保队，喷施农药、追施肥料600多公顷。民和、互助、化隆、循化、湟源等广开门路， “以副补农”，发动群众修路、搞基建、采金和劳务输出。湟中县土门关乡在2708工程项目中，修梯田183.8公顷，比原计划增加了83.8公顷，同时完成了20万立方米的渠道13公里，挣得小麦62.5万千克、现金10万元的报酬。平安、湟源、民和、循化、湟中等6个县39个重灾乡兴修梯田188.27公顷，收入现金80万元。互助县东和等5个重灾乡组织劳务输出收入272万元。民和县塘尔垣乡有1 140人外出采金和从事其他副业生产，总收入120万元。1987年，门源县在连续遭受霜冻灾害的情况下，州、县、乡抽调了300名干部到灾区开展生产自救工作，1万多人采金收入350万元，1.9万多人从事多种经营，挖药材、挖煤等项收入110万元，搞运输、服务业收入50万元，牲畜育肥4.5万头（只），收入450万元。1988年，青海省各级干部深入灾区慰问，查看灾情，帮助灾区尽快恢复生产，走访28个县44个乡141个村，组织干部2 354人，动员群众1.84万人和驻军63人投入抗灾抢险和抗旱工作，帮助灾区群众进行生产自救。是年共拆种农田作物456.87公顷，收获粮食297.3万千克，采金、挖药材、劳务输出等收入450万元。海东地区1988—1990年，8个县3年内扩大复种面积增收粮食、洋芋、蔬菜等就达2 138.7万千克，饲草和绿肥2 447万千克，“以副补农”收入达4 85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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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产自救

1949年，江苏全境解放，7、8月间，淮北平原洪水漫流，10月中共苏北区党委发出“关于开展冬春生产救灾的指示”，全区种菜20万公顷，收菜约35亿公斤，解决全区50%以上灾民生活。1954年入夏以后，江苏遭特大水灾，省委先后发出“关于加强生产救灾工作的指示”和“关于生产救灾工作的指示”，据淮安、江浦、东台等14个县部分区、乡的统计，参加捕鱼、织席、编竹器、砍柴、运输等副业生产的灾民有28.7万人，到年底获利34.43亿元（旧币），为度荒打下了物质基础。据1950年、1951年、1954年和1956年不完全统计，灾区副业生产共获利4 800多万元，买粮3亿多公斤。1962年，中共江苏省委提出给灾区群众每人借地1～1.5分种植一季代食品作为生产自救的一种权宜措施，全省借地17万公顷。“文化大革命”期间，生产救灾工作无人过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生产自救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全省各地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并从资金、技术、原料、销路上给予支持。1983年，江苏遭受特大水灾后，奋力开展生产自救，大灾之年夺得了好收成。1991年，特大洪涝灾害做到了灾民不出县、不出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