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演变历程

甘肃地处偏远， 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生产方式落后，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所占比重大。然而，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农村所有制结构主要是单一的集体所有制，以“一大二公”为突出特点的生产关系，与当时十分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极不适应。在生产方式上，“集中劳力，统一管理，上地一条龙，干活一窝蜂，整天磨洋工，记个大概分”。在分配方式上，“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结果，与单一经济、一平二调、指令性计划、虚报浮夸和违背科学的长官意志等错误的东西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恶性共振，使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 农业生产每况愈下， 普遍处于吃粮靠回销、花钱靠贷款、穿衣靠救济的“三靠”状况。相当多的社队，搞了20多年集体经济，却除了土地之外再无任何集体财产，略好一些的，充其量也只有一台钢磨、一片果园、一个副业队，差的只有几头牲口和铁锨背斗之类的简单用具。一个劳动工值仅有几分钱，有的社员辛勤劳动一年，甚至负债累累。相当一部分农民离开回销粮就无法度日，给了回销粮也无钱买回去，一些受灾地方的农民只得举家外出讨饭。
改革开放打破了旧体制对人们思想的严重束缚，农村改革首先就是从调整所有制结构， 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开始的。
根据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1979年1月，中共甘肃省委在《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10个问题的试行规定》中明确提出，要“普遍推行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对作业组和专业队实行‘三定一奖’等制度”。这项政策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划组作业、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很快推行，年底，全省有30%左右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组。陇南地区少数社队还将经济作物以责任田的形式包到个人，定产量、定费用、定报酬、超产奖励，取得了显著效果。1979年10月，省委又在《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几点意见》中进一步提出：“某些农、牧、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山区单庄独户，可以实行责任到人和包山到户等形式。”陇南、临夏等地、州的干部群众，以敢为人先的精神，冒着风险，对粮食作物包产到户。省委、省政府对此给予了确认和支持，并根据各地的反映和实践，于1980年3月决定在集体经济十分薄弱、人民生活严重困难的地区可以实行包产到户(包括责任田、大包干到户、包山户和各种专业户)，从而给跃跃欲试而又存有疑虑的农民和基层干部释了疑、壮了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陇南、中部和陇东迅速扩展。当年底，全省72%的生产队都实行了这种生产责任制。1981年11月，省委又宣布废除了原来关于“河西地区主要推广统一经营、联产到劳责任制”的决定，包干到户责任制很快覆盖了河西走廊。1982年底，河西达到97%，河东达到99.5%，之后，全省的生产队全部包干到户。
在农区推行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的同时，牧区的改革也逐步展开。1978年，肃北等牧区县实行了“以畜定产、以群定工、以户放牧、责任到人、超产奖励”的包群到户责任制，很快在全省牧区推广。之后，各牧区又将草场逐步承包到户，形成草畜双承包的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在农垦系统，迅速推行了家庭农场办法，将土地经营权承包给职工个人。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确立了家庭经营的基础地位，充分体现了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广大农民的意愿，适应甘肃农村生产力水平，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的责任感和生产积极性。这种新型的生产经营责任制的确立，既为农业生产的高速增长开创了新局面，也为后来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大量涌现奠定了基础。
1980年以前，全省农村没有一户持照经营的工商户。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开，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不断扩大，由农业内部涌现出不少专业户，到一部分农业劳动力开始向农村二三产业转移，开始出现了一批从事农副产品收购贩运、加工销售、开矿办厂、提供服务和从事商业、饮食服务业的专业户，使个体、私营经济成分开始形成。1981年以来，省上坚持把个体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必要补充不动摇，连续5次下发文件规定，给予特殊优惠政策，鼓励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三资”性质的乡镇企业，使全省农村非公有制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到1991年，农村个体、私营工商户占全省个体、私营工商户总户数的56.8%，投资人数占全省的56.1%，私营企业雇工人数占全省的69%，注册资金占全省的54.2%。1984年以来，在农村乡镇企业中，个体私营企业有了快速发展，所占比重不断提高。据统计，到1992年，全省乡镇企业户数为23.94万个，其中乡村集体办1.33万个，联户办的8 430个，而个体私营办的就有21.77万个，占90.9%；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全省为143.64万人，乡村集体企业为55.14万人，联户企业为14万人，而个体私营企业中从业者就有74.41万人，占51.8%；乡镇企业总产值全省为111.9亿元，其中乡村集体企业53亿元，联户企业10亿元，个体私营企业47亿元，占总产值的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