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937年

大体从1933年起，日本开始对华北进行大规模走私。1933年5月《塘沽协定》 签订后，冀东成为 “非武装地带”，走私有了 “根据地”。1935年5月 《何梅协定》、《秦土协定》 签订后，冀东、察北以致长城沿线成为 “特殊地带”，华北走私更加广泛。同年9月，冀东伪政权成立，走私呈合法化趋势，冀东走私更加肆无忌惮。海上走私大多由大连或营口用帆船、汽船运到秦皇岛一带沿海，然后用火车、汽车南运天津、华北乃至江南，陆路走私则沿长城一线展开。走私是在日本军政当局的公开唆使、纵容和支持下进行的。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公开宣称： “帝国货物之向华走私，为帝国对华之断然手段，其用意在促进华北特殊政治体系之成立而隶属于帝国独立之下，届时政、经、军诸般问题，均可依帝国之意志得以实施和解决”(370,35-36页)。走私的目的不仅在于破坏中国关税行政，打击中国民族工业，而且主要在于变中国，首先是华北为日本的殖民地。日军以军事威胁支持走私。1935年5月，迫令中国海关放弃长城缉私。9月9日，日军当局正式通知秦皇岛海关税务司，要求将所有海关缉私船只上所置机关枪一律撤除。数日后，又要求在战区3英里以内，所有缉私船只，不论其为武装或非武装一律不得行驶，于是海关缉私船乃绝迹于 “战区”。走私如此猖狂也和国民党政权步步退让分不开。冀东走私的货物，主要有棉纺织品、人造丝、糖、卷烟纸、煤油、五金等。据估计，1933—1937年日本在冀东走私货值29 815.4万元。日本浪人和朝鲜人还大量走私白银出口，仅1935年4月至5月间银币私运就达177 900元(159,524页)。自1935年8月至1936年4月，中国关税收入因日本人、朝鲜人走私蒙受的损失达2 500万元。1936年4月一个月就损失800万元(魏友棐： 《平衡预算声中的华北走私问题》，载 《东方杂志》 33卷13号)。走私进口的人造丝、棉纱、布匹、呢绒、卷烟、糖等，比正当进口的工业品和国产工业品便宜得多。如从上海进口的白糖每担18元，红糖每担22元，而私货只要12元或10元左右。走私进口的纱布使天津民族资本生产卒致无法维持，天津华新、唐山华新等纱厂之落入日人之手，都与受到走私日货之挤压分不开。从华北进口的呢绒充斥南方各埠，对国产呢绒构成极大威胁。走私进口的人造丝比国产人造丝便宜得多，使上海人造丝厂家从1935年的21家减少到1936年的六七家，织机从2万部减少到3 000～4 000部。上海的面粉、卷烟、火柴等行业都由于走私而受到很大影响。民族航运业、金融业等也深受其害(159,524-527页； 131,448页；134,58、167、196页； 魏友棐： 前引文)。在华南，日本人、朝鲜人、台湾浪人在日本海军的庇护下，在福建、广东潮汕地区猖狂走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