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三條目
【題 解】
中庸三條目作者林泳(一六四九—一六九六)，字德涵，號滄溪，本貫羅州林一儒之子，李端相、朴世采的門生。一六七一年科舉合格，歷任吏曹正郎、檢祥、副提學、大司憲、全羅道觀察使、大司諫、開城府留守等。精通經史，文章出色，是出自宋浚吉、宋時烈學統的少論派學者，屬於畿湖學派，與同時代的趙聖期一樣在理氣論上不只是擁護栗谷學説，而且折衷了退溪和栗谷間的差異。本書收録於滄溪集，批判了游氏、楊氏等學説中模糊的地方，就張維對朱子中庸章句三個條目的幾點質疑進行辨析，擁護朱子學説。本篇篇名為編者擬加。(崔錫起)
序中‘人心、道心’之説既略知之矣，但人心不曰人欲，是朱子發新義處，於學者工夫極緊切。蓋就危字上知其未流於人欲，令學者就此辨别持守，其義極精矣。但古今聖賢工夫説話，皆就天理人欲分界處辨别持守而已，未嘗一言更提起人心，此又何也？孟子‘好色、好貨’之對獨近之，此是偶一方便，非通論宗旨者。且以本语推之，‘惟精惟一’用於理欲分界處，則为明白的確；用於人心分界處，則亦稍费力想，唐虞議論未便至此微密。且人心只作軀殻知覺看，卻於事物上只争毫髮幾微之功，反若有所未該者。無乃程子‘道心天理、人心人欲’之訓，自為簡易至當者耶？當更思之。
道心、人心，當先認得道字、人字。道者，是天地固有之理，亘古今，貫物我，大中而至正者也，道心則本於道而與道為一者也；人者，是各人血肉之氣，飢飽寒暖，人人之所各專，而非有關於别人者，人心則生於氣而各專其私者也。欲知道心、人心之梗概，則公私大小之間即可驗其分界也。人心、人欲只一路，而有淺深之分耳。人心虽生於形氣，而不違於道理者也；人欲則因人心而渐熾，已違於道理者也。人心、人欲之分，只看違道與不違道如何耳。已上未年所録。
中庸對過與不及而言，異端流俗便是。
或問第八板游楊二家説所謂‘無容私焉，率之而已’者，蓋祖程子‘我無加損’之意。而所以有病者，程子則以此意言修道之教，故無病而有功；二家則以此意言率性之道，故有病而無功。
喜怒哀樂四者，人心之用也，修己以此，治人亦以此，循理而中節則善，徇欲而不中節則惡。理與欲之間何以辨之？大而公者為理，小而私者為欲。只一公字最盡，故聖門教學以求仁為主，公愛為仁也。
智、仁、勇三達德，天下之善盡之矣，然非故以此為善而襲外而取之。此心固有之，只持守之則存，擴充之則大，大而化之則聖。
‘明’生於不得不措，‘誠’始於不欺暗室。‘明’‘誠’二關至為切要，心身家國天下不過隨處照顧充廣而已。豈不至簡，豈不至近？
人能明善，内之性情、外之事物，無不明矣。及當意慮感發之際，内反諸性情，察其為仁乎，為義乎，為禮智乎，抑為物欲之私累乎，氣質之偏見乎，一一辨别，充此絶彼；外驗諸事物，察其為自然之中乎，其過乎，其不及乎，表裏參驗，各盡其分，是所謂誠之也。意只是念慮，雖未涉於事為，而事為本於念慮，則於此亦可察其中與過不及也。
極其大而盡其小，此日用間不可闕一者。然必極其大而後小者可盡，窮理力行，無不皆然。一念唤醒，大綱盡舉，然後千條萬别總在裏許，而知可精，而行可備矣。‘修德凝道之大端’，意蓋如此，是故必仁而後能義。
大學之明包行言，中庸之誠包知言。行有未至，非明也，‘擇乎中庸不能期月守’，則道不明矣；知有未盡，非誠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人莫不飲食’一節，疑當在第五章下。蓋一句為章之可疑，既如谿谷之説矣，而第四章本既分言‘不明、不行’之弊，則其下不應獨設‘不明’之喻。且五章若只言‘不行矣夫’，則集注所謂‘由不明，故不行’者，乃是得於言外之義也。今以不應獨設之喻移置一句之下，則不待得於言外而其義自曉然矣。且與第七章‘舉不明之端’者，文字體勢吻然相合。此愚所以深恐其必然也。此意若質於定著章句之日，則未必不蒙印可，而今不可及矣。抑雖不移置此節，而於此節之解，未嘗單舉‘不明’為言，一如本節之旨，而直曰‘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於五章之解，又發‘由不明，故不行’之義，則不待移置而義理則獨先得之矣。雖其文字終若未甚精順，亦不至大段妨礙耶。
舜之大知，正以其不自用，而注中末端更歸重於‘在我之權度’，語若不相應。豈以必歸重於在我者，而後方可説向‘知之所以無過不及’故耶？
‘鬼神’章下注番陽説，全不察一章文義大旨，而倪氏攻之，亦不明快，殊悶人也。
二十八章章首三言愚好自用，賤好自得，生今好反古。為一章大旨，而下文節節應之。朱子説見於第四段小注者乃正意也。一段小注陳許兩家之説，必以好反古道一言合上二言為説，未可曉耳。
第五段夫子之言，於夏禮言説，於商周禮言學者，若有分别。豈夏禮無可考，故不得學，而只以義理推言而謂之説耶？論語並皆言説，雖若本無分别者，但論語於杞宋一例言其不足徵，而此則有分别，似不可以彼而例此也。
二十九章首段之意，似是謂王天下之道，此三事為重，必須‘寡過矣乎’耳。蓋寡過即善，而下文‘不謬、不悖、無疑、不惑’，皆寡過之驗也，上下文勢甚通透。但寡過雖聖賢之所勉，而於此言之似淺。章句不以此為解，寧以此故耶？
余觀谿谷張公漫筆，其致疑於中庸章句者三。其中一疑，余亦固疑之，而又有説焉。第一章‘修道之教’，張公以修為修明、修治之修，而疑章句以‘品節’釋‘修’者為欠親切；以教為戒懼、謹獨、致中和之事，而疑章句以‘禮樂刑政’釋‘教’者為緩而向外。此其一疑也。夫修明、修治，亦可為修字之釋，但修明者，修其昏而使之明之謂也；修治者，凡修不善而善，修不正而正之類，皆是也。修明之修，施之大學自明之處則得矣，施之此則不著矣；修治之修，施之修身、修辭之類則當矣，施之此則亦汎而不切矣。蓋此所謂道中而已矣。品節者，乃所以著其中，而裁人物之有過不及者耳。然則品節之云，其於此修道之釋，豈不甚親切乎！若以修明、修治釋之，則無以見夫裁制之義，而於道之中反欠親切。且又有一義，程子謂‘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誠至言也。章句所謂品節者，是固循天理之自然，理所當隆，從而隆之，理所當殺，從而殺之，皆因理為品節，而於道初無加損者矣。今若曰修明、修治，則是道為不明可治之物，而必待乎修之治之也。此其為病，又不但欠親切而已。若所謂教者，是乃聖人本天道、理人物之大經大法耳，禮樂刑政，正其目也，初非遽指夫學者工夫而言也。雖學者工夫，若論其全體，則理之所存皆所當學。雖當先急而後緩，不可置緩者於學之外也；雖當本内而及外，不可以在外者為非學也。夫嫌禮樂之差緩而病刑政之在外，謂非修道之事者，其於言學亦微有厭煩喜約之病，而已不能無偏矣。況此教者初非言學者之工夫，乃聖人立教之事，則禮樂刑政之屬無非是也，緩急内外尤非所可論也。蓋教為聖教而不為學者事，不待深求而可知也，只觀其字義可決矣。既知教之為聖教，則又何致疑於禮樂刑政之釋哉？戒懼、謹獨、致中和，始是學者之事，而乃由教而入之工夫也。此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