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子篇】
‘生之謂性’，或問，‘程子之説’‘精矣，獨生字之義若有未瑩，是以吾説不免有小異者。至其所論氣質之性，理有善惡，及人物之性所以不同，如隙中日光，及以孟子之言為極本窮源之類，則固未嘗敢有所疑也’。
按：人物之性不同者及極本窮源之性，以孟子所主人性之善而言之，即其所謂‘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之謂也。極本窮源，非指萬物一原之理也，乃指一物本然之性。一物本然之性，即一物之一原也。人，一物也，犬牛亦各一物也。犬自有其極本窮源之性，牛自有其極本窮源之性。
‘張子諸説’，‘皆至論，而卒章所謂’‘“學者，先須立人之性，學所以學為人”者，則尤親切也。予嘗以此章之旨問於李先生，先生曰：“孟子之意，只恐其昧於人性之善耳。”此正張子卒章之意也。’
按：其云‘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者，只為欲立人之性及恐其昧於人性之善而設也。則人與犬牛之性，其同異又何足多辨乎？
‘為不善，非才之罪’，或問：‘孟子初未嘗有氣質之説也，孔子雖以性之相近而言，然亦不明言其為氣質也。程張之説，亦何所據而云乎？曰：孔子雖不言相近之為氣質，然其於易大傳之言性，則皆與相近之云者不類，是固不無二者之分矣。但聖人於此蓋罕言之，而弟子有不得而聞者，故其傳者止是，而無以互相發明耳。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然於告子“生之謂性”之辨，則亦既微發其端矣。但告子辭窮，無復問辨，故亦不得盡其辭焉。孟子既没，學失其傳，吾儒之言性者漫不省此，而支離穿鑿之説滿天下。學者方且昏迷眩瞀，不知所定，而為釋氏者又鼓其荒誕之説而乘之。雖其高妙虚無若不可詰，然覈其實，則所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之説，所謂“作用是性”之説，皆不過告子生與食色之餘論耳。至於性之為理，與其仁義禮智之藴、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則反以為前聖妄想而棄絶之。及論智愚善惡之不齊，則舉而歸之輪迴宿習，不可致詰之地，舉世之人亦且崇信而歸往之，無有能異其説者。及周子出，始復推太極陰陽五行之説，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則同，而氣質之所從來，其變化錯糅有如此之不齊者。至於程子，則又始明性之為理，而與張子皆有氣質之説，然後性之為善者無害於氣質之有不善，氣質之不善者終亦不能亂性之必為善也。此其有功於聖門，而惠於後學也厚矣。子尚安得以其無所據而為疑耶？’
按：孟子不惟不言氣質二字，雖本然二字，亦未嘗聲説。只以其所論‘性善’之性與‘動心忍性’、‘性也，有命’之云者不類，亦如孔子所論‘相近’之性，與易大傳之言性不類。故後之君子就其中而分之，以為此為本然之性，彼為氣質之性。至於‘微發其端’云者，則是有説焉。夫此章孟子所主者，本然之性也；告子所主者，氣質之性也。孟子姑借彼氣質之性以明吾本然之性，而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其語意若曰以氣質之性言之，則犬牛人皆有知覺運動，猶可謂之相猶，又何可緣此而遂並謂犬牛人本然之性亦相猶乎？雖方攻彼説，而亦已知彼説之聊備一則，此所謂‘微發其端’者也。使告子復問，則孟子必當以右所云云者告之矣。今若以孟子所主性善之意為‘微發其端’，則大不然。豈應遽捨其平生所主本然之説，而乃忽主彼氣質之説乎？又豈應不謂之專主，而止謂之‘微發其端’乎？或者乃以此‘微發其端’者為犬牛人不同之性，而遂以犬牛人不同之性為氣質之性，是殊未察乎‘然則’、‘與’三字反辭之語勢耳。使果爾也，則朱子於此下文，又何以‘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之説驅之於告子之同歸，而力攻之哉？○又按：佛雖夷狄之類，亦必具人形，則其天與之性當與吾人本同，而與横生者有異，故先生嘗有言曰，‘天命之性固未嘗有儒佛也’，‘亦未嘗有堯桀也’。以是言之，何可謂‘蠢動含靈，皆有（人）〔佛〕[1]性’乎？但蠢動含靈則初無是性，佛則初有是性，而後來失之，失之之極，將與蠢動含靈相去始不遠，以此而謂之佛有蠢動含靈之性，則似亦無不可矣。○又按：‘人物之生，其性則同’云者，此蓋主言人之本然之性，而又夾説人物一原之理，其語意與論語‘性相近’或問主言人之氣質之性，而又夾説人物本然之性者略同。以言乎人之本然之性，則人人同一性也；以言乎人物一原之理，則萬物同一理也。覽此文者，不以勢害意而以意分之可也。大抵此條本為明人之本然氣質之性而設，非為明人物本然之性也。世儒乃或斷章取‘孟子既没，學失其傳’以上及‘及周子出’以下而孤行之，以為朱子於孟子或問中亦謂人物本然之性同云爾，可謂不思之甚矣。使果爾也，則朱子於此上文，又何以‘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之説驅之於告子之同歸，而力攻之哉？以是觀之，物有人性之説，彼告子與釋氏實為前矛，而後之祖其説者皆不免為告子、釋氏之徒，其亦可哀也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