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惠王 下】
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言樂。
宣王語莊暴以好樂，蓋好世俗之樂也。暴亦知其俗樂之不足好，欲諫而未得其辭。以告孟子孟子以‘齊其庶幾’揚之。他日問於王，王之變色，是愧其所好之不正；而直告曰‘直好世俗之樂’，其所無隱之心勝於梁惠矣。乃以‘今樂循其理，則亦古之樂也’説辭，而問之曰：‘獨樂如衆樂，孰樂？’王之言自不得不曰‘與人樂，與衆樂矣’。援其‘與民同樂’以説鍾鼓田獵，結之以‘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噫！若以禮樂治之，則必放鄭聲，何俗樂之不放乎？然此時列國皆以南面獨樂，不知與民同樂之為王道。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以喻今樂之亦如古樂，且以民之欣喜勸其行王〔道〕[1]。然與民同樂者，公理也；好世俗之樂者，私欲也。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妥當活看。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於傳有之。
章句曰：‘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騖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傳，謂古書。今按，文王靈囿在鄠縣澧水之西，此必三分有二時也，不然百里之國何有七十里之囿也？且必有古書，故孟子言之，今雖不存，其訓則切矣。輔慶源以‘未必其然否’疑之，何也？
交鄰國有道。
仁者量寬而意愛，無計較之心，忘强弱之形，含弘周徧，自然合理，湯之事葛文王之事昆夷足以當；智者識昭而理明，攬時勢之權，得利害之便，斟酌方便，不失其幾，太王之事獯鬻句踐之事吴亦可方之。故曰：‘以大事小，樂天者也；以小事大，畏天者也。’保天下者，氣象彌大彌仁；保一國者，規模愈密愈巧。齊王託疾，不過曰‘好勇’，故不能容忍而為此也。孟子以‘撫劍疾視’為血氣之勇，‘赫斯’‘整旅’為義理之勇，又引周書證以武王之怒，且曰：‘民惟恐王之不好勇。’此豈但交鄰而已，性情之正，理欲之分，皆可以一言蔽之。嗚呼，其大矣！
明堂毁諸？已乎？
明堂者，周天子東巡狩會諸侯之所也。此時天子無巡狩之事，諸侯又不當居之，則齊王欲毁，亦如子貢告朔之犧[2]羊也。孟子以‘欲行王政則勿毁’為對，其旨深矣。及問王政，而知税九一、恤四窮之義，則塞之以好貨之疾。孟子不加阻搪，順其志而勸與民同貨，則又以好色難之。更舉大王事，又徯其志。則二君所行自天理上發出，宣王二疾不過人欲中汩没。其所以遏欲存理者，至此之密，宜庸主之不能採擇也。
所謂故國，非有喬木之謂。
世臣，勳舊也；親臣，信臣也，皆與國同休戚者。而王曰：‘何識其不才而舍之？’概謂初不知而誤用，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進賢如不得已’，則謹之至也；‘卑逾尊，疏逾戚’，則禮之變也。近臣之言未可信，大夫之言未可信，國人之言亦加審察，而後用之、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大夫皆曰可殺，國人皆曰可殺，猶極明慎，必知可殺，然後殺之。用舍刑殺未有若此之詳密者，而庸君不識也。左右，近習也，可信而不信；大夫，可信也，可聽而不聽；國人，公論也，可從而不從。獨加察察之工，見紅認白，唤功為罪，而進之、退之、殺之，則是愎諫自智、顛倒是非者之所私。必先明在我之鑑，以正稱物之量，且如夫子觀由、視以、聽言之教，則初非卻詆議而自智也。謹慎之道自當如此，此尤不可不知。
為巨室，必使工師求大木。
華扁之所業惟醫，而使令於歌舞杯酌之間，責不順旨，則非但大失其才，亦必亡。噫！世無良醫療疾，誠難矣。設令有淺術，乃反屈之於箕帚之間，則又有阿意容悦，甚至於運水搬柴者。有之，主客皆胥失。吁，可惜也！
齊人伐（然）〔燕〕，勝之。
孟子以為宣王時事。章句只引史記曰齊伐之，而不言某王。所謂史記，即年表也。年表以為齊湣王十年丁未。湣者，閔也。戰國策以為宣王時事，温公通鑑據竹書，亦以為宣王時事。荀子事齊宣，三為祭酒，諱宣王，以歸之湣王。朱子曰：‘孟子弟子亦諱湣王為宣王，想得湣王後來做得不好，門人為孟子諱，故改為宣王。’或問：‘湣王雖暴，豈慚於孟子?’答曰：‘既做得不是，説得他底是，他亦豈不愧？’[3]金仁山曰：‘雖微戰國策，當以孟子為正。’
鄒與魯鬨。
鄒之有司多死，而民無死者。穆公之問，欲誅其疾視者。而孟子以‘饑歲民死，而有司莫之救，今而後民得反之’為（鬥）〔對〕[4]，而勸行仁政。賈誼新書稱述穆公之賢，曰：‘食雁以粃，粃無也，以二石粟易一石粃。請以粟食，則公曰：“粟是耕耘勤苦而得者，豈為鳥獸食哉！鳥食鄒之粃，則不害鄒之粟。粟之在倉在民，何擇焉？”民聞之，皆知其私積公家之為一。楚王欲淫鄒君，遺之妓樂，公悉以妻死事之孤。且（正）〔王〕輿不衣帛，（仰而）〔御馬〕不食禾菽，無淫僻之行、騷逸之行，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視民如子。路不拾遺，臣下順從。故魯衛不能輕，齊楚不能脅。穆公死，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日。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嚮方而道哭。酤家不售酒，屠者罷列，（販）〔傲〕童不歌，舂築不相（抉）〔杵〕，婦女不珠翠，丈夫釋玦（軒）〔靬〕，琴瑟無音，期年而後復。’[5]先儒以為孟子所言，行之必效。此尤後世之所當服膺也。
滕，小國也，間於齊楚。
西南迫於楚，東北迫於齊。滕之地勢，固戰場也。以小事大，孟子嘗以為智，而此獨以鑿池、築城、與民效死對之者，其時事勢必有如此之形。蓋兼事則力不贍，偏事則一必虐，又況事之則必為其國所并，豈若效死而守國，以死於社稷乎？民不去者，非有仁政之深結不能也，其後滕不滅於齊楚而卒亡於宋。以此言之，則城池，地利也；民不去，人和也；效死而守義者，保國之正法。以此正法待其天，則不亦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