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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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民族地区受人雇佣顶替上学的学生。

1949年以前，中国民族地区某些地方政权施行强制入学手段，一些富家子弟为躲避上学，雇佣贫家子弟冒名应差。如左宗棠戡定新疆后，奏请在各县恢复学塾，招收维吾尔等民族儿童入学。

这些学塾均由随营书办及内地游学的汉族人充任教习，授以《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学作八股文，学生需跪拜孔子，并有体罚。学生毕业，授以顶戴，任为通事(翻译)、乡约等职。这种教育违背少数民族的宗教习俗，也脱离少数民族的实际需要，因而遭到抵制。招生时，多避匿不往，少数富人则雇人代替自己的子女入学，称为“当学差”。

辛亥革命后，各地逐渐办起一些用本民族语言授课的符合民族习俗的公、私立学校，但雇人代读的事一直沿袭到30年代初。1939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推行边疆教育方案》后，四川省民族地区成立县、乡“强迫教育委员会”，用行政命令，按村摊派学生人数，学生家长视送子女入学为支应乌拉差役，消极应付。有的富人雇佣本村贫家子弟冒名应差。雇读学差很难固定，短则几月换一人，长则一人数年。群众称年年受雇的学差为“老当差”。由于学生家长对摊派学生入学十分反感，学差人数往往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