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建设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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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近几年来讨论最多的问题，也是现实经济生活向基本建设经济研究提出的重要课题之一。1979年国民经济调整，首先从压缩建设规模开始，那一阶段集中研究的问题是：如何使建设规模与国力相适应，以保持合理的积累率。许多人分析了建国以来几次建设规模过大的根本原因，认为这是在“左”的指导思想下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结果，这种做法超越了国力的可能，靠挤生产、压消费、高积累来维持，摊子越铺越大。因此，压缩建设规模的关键是压缩在建项目总规模，处理好总规模与年度规模、资金价值量的规模与建设生产能力、土建面积、实物量规模，以及计划规模、实际规模和有效规模之间的关系。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提出和“六五”计划的制定，关于如何合理确定建设规模的研究逐渐深化。许多人提出合理规模是一个区间，其上限是不超过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可能投入基本建设的数量，以现有生产和人民生活保持正常提高为基础；其下限是保证社会简单再生产的正常进行、新增劳动者就业必需的固定资产装备量和基本居住等方面需要，并根据历史经验提出了基本建设投资增长率不宜超过国民收入增长率，投资率(指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总投资与国民收入之比)保持在18－19%，不超过20%。时间节约规律(平均建设周期和投资回收期最短)、效益原则(投资效果系数最佳)被列入合理规模问题的研究，使研究趋向深入。近年来，投入产出法、经济模型等经济数学方法的运用，是对传统的按物力、财力平衡、按经济增长需要计算和确定建设规模的方法的补充和完善，使其更加科学和精确。1982年以后投资膨胀趋势有增无减，使如何有效控制建设规模的研究再次展开。我国现存的经济机制和模式与投资膨胀的内在联系；从一个时期考察的投资运动规律、在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体制改革中保证国家对建设规模等宏观经济的有效控制；行政办法，特别是经济杠杆、立法方法对控制建设规模的作用等一系列新的课题，正在引起更多人的重视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