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前代许多着作家不辞艰辛刻苦着书的原因作出的总结，也是他自己思想的表白。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着《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类似的话还见于《报任安书》。司马迁认为许多着作家都是由于遭遇不幸，受到社会的迫害和压抑，有“道”难通，有志难申，为了“遂其志之思”，表达自己的意见，抒发心中怨愤，以留传后世，才着书立说的。“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对人的迫害，而发愤着书正是对迫害的不满与反抗。
正因为如此，其着作必然强烈表现出不满现实，批判现实的精神，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社会政治的黑暗。司马迁的“发愤着书”思想对封建社会中进步作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鼓舞作用，对后代文学理论产生深刻的影响。东汉桓谭提出“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彩不发”(《新论》)，唐韩愈提出“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宋欧阳修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观点都是对司马迁“发愤着书”说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