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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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法家名著。

韩非死后，由后人搜集其遗著编纂而成，共五十五篇。其中真伪混杂，显然有其他人的作品窜入。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韩非有感于韩国的衰落，多次上书韩王，提出以法治国、富国强兵的建议，但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退而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他以黄老之道为哲学基础，综合前期法家的刑名法术之学，推演出君主“垂拱而治”的普遍原理。《韩非子》是一部帝王术，近代学者梁启超曾将其比为意大利古代政治学家马基雅弗利(1469－1527)的《君主论》。

但《君主论》在《韩非子》面前，真可谓“小巫见大巫”。韩非同其他法家人物一样，首先是将人的本性想得很坏(性恶论)，甚至说“父母之于子，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其次是以在位君主的利益为是非，主张“法后王”，后王即今王。

《韩非子》所提出的一整套主张，不是漫无边际的高谈阔论，而是具有可操作性的统治术，总之，一部《韩非子》的主题就是教君主如何驾驭臣民。

这在诸侯争雄的战国时代，确有其实际的应用价值。孟轲的“仁政”被君主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庄周的不干预主义“王公大人不能器之”，韩非的理论却受到了秦王嬴政的激赏，甚至不惜发动对韩国的战争，来夺取这位在韩国坐冷板凳的理论家。嬴政并没有看见韩非的全部论著，而只见过《五蠹》等两三篇。

《五蠹》论富国强兵之道在耕战，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就是力耕和力战，学者(儒士)、带剑者(侠客)、言谈者(纵横家)、患御者(奸臣私门的党人)和工商之民五种人都无益于耕战，则被视为“邦之五蠹”。要富国强兵，就必须去此“五蠹”。

韩非在这篇论文中写道：“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

”这就是韩非富国强兵的基本路线。韩非是典型的政治学家，《韩非子》是典型的政论，绝不作高深玄妙之语，即使其中的寓言，如“自相矛盾”、“守株待兔”、“郢书燕说”、“郑人买履”等，都以平实无华的风格叙述。

但其擅长说理，其文字之严谨，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密，为战国诸子之最。